浙商视角看鲁商找差距：鲁商官气重
资源型经济
与“商帮现象”无缘
资源与物产的相对丰富，使得山东的商人群体不必像温州人那样因为资源匮乏而产生向外扩张的谋生冲动，而只要坐倚本土，经营好脚下的二亩三分地，就能过得相对滋润，加之山东人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使得山东的商人群体更安心于固守本土。这意味着山东商人群体走出本土与外界交流的机会相对减少，并往往因资源和利益空间的相对狭小而引发激烈的内部竞争。他们时常感受到的，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更多的是来自同地域内同行的挤压。这种商业生态自然不利于以更大地域为背景的共同利益团队的形成，容易诱发商人群体中个体间的离心倾向。明清两代，渤海湾内的商业贸易一度繁荣，曾经形成了一个原始意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圈，处于这个经济圈南部边缘的胶东半岛北部出现了一个有别于当地占主流地位的农耕文化的商业亚文化区，但是，就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商业亚文化区内，竟然也出现了诸如“掖县鬼子”、“黄县嘴子”、“蓬莱腿子”之类用以彼此区分且颇具贬义的词汇。这是古往今来山东商人群体内部认同状况的真实写照。
近一百多年以来，近代科技给山东带来了以矿藏开采业、农产品加工和纺织业为轴线的新型产业链。这些产业依然是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很高的资源经济型，这与前近代商业时代山东商人群体以农业资源为商业基础的特色并无二致，仅有的区别只是投入的多寡和货值的大小而已。
耐人寻味的是，当中国经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高歌猛进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蓦然回首，人们发现中国经济依然没有摆脱资源型经济的沉重背景，而在山东，资源型经济的底色依然浓重。这意味着，山东的企业家群仍然缺乏集体走出山东的客观条件，当然也就不具备被别人集体认知的客观环境，内部认同机制也远没有形成。
称“商”道“贾”等闲看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比较密集地出现了分别以“粤商”、“浙商”、“苏商”、“闽商”等词汇命名的商人群体。细细想来，“某商现象”的出现其实是一件比较偶然并且多少有些尴尬成分的事情。首先，他们之所以要抱成团，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弱小，希望抱团实现自我保护；其次，他们多是因为本土资源匮乏才不得已走出家门的，外出打拼也纯属无奈，个中甘苦只有他们心里知道；另外，已然成功的他们，永远只是他们本土庞大的人口分母之上的那个数量难说很大的分子，只是他们聚集在外地并集体出现在别人面前时，给了别人一种“某某地人全部这样优秀”的错觉。
不同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不同的经济形态和不同特点的企业家群体，别人称“商”道“贾”是客观需要也罢，是热闹也罢，是时髦也罢，那都是别人的事情，其他地区的企业家们大可不必邯郸学步。不称“商”道“贾”并不代表着没有实力，也不代表着没有贡献。如果其他地区的企业家们不需要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那就不必把大家生硬地往一个实属伪概念的笼子里赶；如果不被别人集体认知也不会给企业带来什么损失，那就大可不必争着去抢那顶并无多大价值的高帽儿往自己头上戴；如果即使统一被贴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标签也不可能给企业带来质的变化，那也大可不必追求这种所谓的“品牌效应”。
毫无利益诉求地关起门来自称“这商”、“那商”，无异于自说自话，到头来，势必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搞好自己的企业。在这里套用一句老话，寄语拥有浓重的资源型经济底色的山东企业家群体———“深挖洞，广积粮，缓称‘商’”。
瑞蚨祥掌门谱就鲁商传奇
六十年一个轮回，时空的变幻总是透着无情。济南自1904年开设商埠以后，商业中心便逐渐从古城转向商埠，1924年瑞蚨祥传奇掌门孟洛川毅然将瑞蚨祥从市中心迁到了当时济南最繁华的经二纬三路，结果兴盛无比。但在上世纪90年代，济南市的商业中心向东部转移，此次瑞蚨祥没有及时跟进，再加上经营品种的单一，瑞蚨祥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回想当年孟洛川执掌瑞蚨祥时，瑞蚨祥经营布匹、绸缎、绣品、皮货、织染、茶叶、首饰乃至钱庄、当铺等众多经营项目，共16家企业30个连锁分店，以济南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北至北京、天津、沈阳、包头，东至青岛、烟台，南到上海、武汉。到1927年时，孟洛川每年的纯利息收入就达300万两白银。在他的掌管下，瑞蚨祥兴盛了60多年。孟洛川不仅成为山东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商人，也成了全国著名的商界巨子。
商业奇才
孟洛川是现在章丘市刁镇旧军村人，他的商业天赋从小就显露出来。孟洛川小时候性格顽皮，不喜读书，常以数砖计瓦为游戏。一次因为逃学，母亲高氏令其在中厅罚跪，恰巧管家发现，便婉言规劝，他却拉着管家的手问:“你当大管家，可知营造这座过厅用了多少砖瓦？需要多少工日？”管家摇头不知，孟洛川却张嘴便能算出，管家感到非常惊讶，遂将这事告诉了高氏和他的父亲孟传珊。从此，孟家只要有房院营建、年终结账之类的事情，便让孟洛川参加。往往当管家、经理、账房先生对某一问题陷入困境时，孟洛川总能提出精辟见解，令众人折服。孟洛川十几岁时，就对商业经营和管理之道烂熟于胸，并处理了几件令长辈和业内人士拍案叫绝的事情。18岁那年，孟洛川开始掌管家业，纵横商场，驰名全国。
山东作协副主席、以孟洛川为主人公的《东方商人》一书作者毕四海说，孟洛川是近代鲁商的杰出代表，他在经营上的杰作，体现了鲁商的聪明才智。他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义与利一直是商人的难题，虽然有不少商人口头上把义放在首位，但往往做不到。而孟洛川在义与利上处理得很好，他的一生一直都把诚信看作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代儒商，孟洛川立下的店训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瑞蚨祥的绸缎呢绒都在苏州定织，并在每匹绸缎的机头处织上“瑞蚨祥”字样。瑞蚨祥的花色布匹，都是用上好的棉纱交给作坊定织定染的，这种布缩水小，不褪色。
在孟洛川长达60年掌管瑞蚨祥大权的时间里，对内部各层人员的管理又是严格有序、铁面无私的。他在同经理掌柜闲谈时，常告诫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用生、食、为、用作为治店宗旨。他还告诫店员：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要规规矩矩做人，诚诚恳恳相待。一旦有违背店规店训者，一律从严处理。
都说“同行是冤家”，孟洛川十分清楚。为了解行情，他经常派人到各店铺，以顾客身份调查商品质量、行情，便于自己给商品标价。凡是一般商品，瑞蚨祥的标价都略低于市价；遇到紧俏的商品，就适当地提高。孟洛川为了多销售，在北京首创“礼券”，这就类似于现在的购物卡，有了它就不用扛着大包小包送礼了，既方便了送礼者，也方便了受礼者，因此瑞蚨祥的礼券大受欢迎。
经营的关键是决策，孟洛川在决策时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济南自1904年开设商埠以后，除聚集了一大批中国商人和商号以外，洋商洋行也纷纷涌入，在上世纪30年代，质优价廉的洋布已经大量登陆济南商埠市场，让一直以经营传统绸布为主的瑞蚨祥陷入了困境。洋货的冲击迫使孟洛川改变经营品种和思路，开始走向跨行业跨地区的多元化经营，十多年的时间成为集布匹、绸缎、绣品、皮货、织染、茶叶、首饰乃至钱庄、当铺等众多经营项目的大商家，30多家分号分布于北京、天津、沈阳、包头、上海等商业重镇。
崇尚儒家文化
毕四海认为，山东的商人有两大特点，一是爱国，二是公平、诚信。他说，孟洛川这个人物、瑞蚨祥这个商号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特质，是非常典型的孔孟文化和传统文化。他的身上所流淌的血液，他的每一个细胞，几乎都是孔孟文化的细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儒学形成于山东大地，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更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代表。山东人的商业观念、商业心理甚至商业风格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瑞蚨祥就颇具代表性。
毕四海分析，儒家义利观长期教化的结果是使山东人格外具有道德感，这在经济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因为重利，南方人从商做生意的目的十分坦然与明确，就是要赚钱，而不像某些山东人即使从商也羞于谈钱，硬把自己打扮成“儒商”。由于目的单一，方向一致，南方人在行动上少了一些盲目与动摇，多了一些动力与恒心。为了赚钱，南方人干得踏踏实实，没有心思、也没有工夫空谈哲理、人生。
孟洛川属孟子的第69代孙，作为儒家亚圣的后代，他并没有恪守祖先“重农轻商”的道德律令。他曾数次到邹城认祖归宗，都以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之门外。但孟洛川却深受儒家“和为贵”、仁爱、礼教等道德规范的浸染。
孟洛川是一个爱国者。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孟洛川在大栅栏门把他店里经营的洋布全部焚之一炬，并宣布当时全国的18家分店只卖国布，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他曾经遇到了来自本家族的竞争，长期以来在济南一个是孟洛川的瑞蚨祥鸿记，另一个则是出自同一孟氏家族孟庆轩的隆祥西记，两家一直在暗中较劲，竞相降价，让许多同行业的小店受不了。“七七事变”后，为了应对外国商家，两家祥字号握手言和，停止了恶性竞争，订立价格同盟，共同遵守。
“走遍山东十七市，除了济南、青岛外，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像样的书店。这说明了什么？学习气氛不够，满足于现状，进取心不强。许多企业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以山东企业家最迫切的问题应当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品牌创新能力。”谈到山东企业家自身的不足以及努力的方向，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曰瑶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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