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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恶魔"同行—当代艺术、文化与国际化


来源:艺术国际

近年来,当代艺术、文化与国际化这三者间的关系在悄无声息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矛盾的是,文化挪用范式,尽管基于对于差异的包容,却恰恰突出了霸权文化和从属文化间的两极对立。

多元化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一个中性的、多文化景象:差异在一种“班图斯坦”中被中和,又与霸权文化相对化。同样的,它也不意味着一打可用的、可互换的选择,随时随地可以被消费。关键在于,通过各式文化对象让多元化成为一种国际力量,在代表它们自己时,可以积极地使得文化形态更为多样化。诚然,这个力量受制或受控于既有的权利体制,以及它们的传播线路和市场。反之,这些也可以为此力量所用,同时,促使改变。

尽管“全球化”被多数人滥用,这一术语仍然很好地总结了给艺术领域带来世界范围变化的经济进程。诚然,经济上的变化和后殖民、后冷战以及以中国为中心之前的局面,通过与当代社会、文化和主体的互动,已经适应了重要改变。这不禁让我们遐想一个跨领土的、去中心化的、全民参与的世界,它致力于多文化对话,且文化动向朝着四面八方发展。光纤和卫星信息公路的速度让我们忘却了大城市堵塞污染的道路,或者是世界上大部分缺少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地区。事实上,全球化并不如看上去的那么“全球”。或者,用乔治 奥威尔的话来说,全球化对于某些人来说比另一些事物更为彻底。无疑,在经济、文化以及交流方面,世界已经更为全球化了。无论如何,如同徐文瑞(ManrayHsu)所言,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我们都是世界性的,因为“已经没有别的世界存在了”:海德格尔(Heidegger)所指的“在世界中”与“在全球”这一概念共存。[21]然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实际拥有的,是一个由各色大小不一的权力中心延展到多个高度多样化经济地区的根本系统。然而,如此的结构意味着大量保持缄默的地区互不相通,亦或是通过自我边缘化的中心间接相接。[22]

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人口移动的时代。全球化带来寻求经济和文化联系的移民潮,从而在结构上引发了流散这一问题。如果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了一次持续到今日的地理重组,那么移民在每个国家内部,特别是最为发达的国家,都在重绘人类社会版图。这使得异端这一概念得到解放,偶尔还包括混乱的文化进程。同时,一种渗透而又矛盾的紧张关系产生了,这包括移民的被接纳、他们原始文化的保存、他们在新环境中引发的变化,以及这诸多过程中的中间地带。迁移、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伴随着信息传播和全球多样化而来的差异的广泛扩散,激发了强烈的文化动态。

移民不只靠脚,也用身体的其他部分:在美国,每30秒就有一个西班牙裔的婴儿诞生,一个让塞缪尔 亨廷顿产生天启式恐慌的时间炸弹。[23]如果撇开统计数据和流散不谈,一种流散心态已经演变成新全球化意识固有的一部分。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辈子都在盘算着移民,尽管这在多数情况下不切实际。而精神上的流散比实际的移出更为广泛。

与全球迁移同样惊人的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市区移动。正因为这些迁移,以及居高不下的出生率,城市几乎是在以杂乱无章的速度扩张,同时,新兴城市也在突起,并且城市人口呈几何级数扩张。在20世纪初,全球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4]而现如今,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1975年以来,世界上的城市人口已经翻倍,而2015年之前,这个数字又将翻倍。这一片动荡之中的关键在于,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将会生活在贫困国家。当今非洲的城市化速度位居全世界之首。十二年后,非洲63%的居民都将居于城市。根据计算,2015年尼日利亚的拉各斯(Logos)将凭借其近两千五百万的人口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东京和孟买,而它在过去30年间人口翻了四翻。在现今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20个城市当中,[25]只有四个位于发达国家。而根据预测,2015年36个大都市中,[26]30个将会位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其中包括20个亚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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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郝佰云]

标签:文化动向 当代艺术 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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