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魔"同行—当代艺术、文化与国际化

原标题：与“恶魔”同行——当代艺术、文化与国际化

近年来，当代艺术、文化与国际化这三者间的关系在悄无声息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在十五年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已是截然不同，而这不仅仅得益于当时开始发展的因特网和移动电话。除了电子信息科技的崛起、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地的飞速现代化以及冷战的结束，这更要归功于艺术创作流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在这些发展进程中，视觉艺术的全球格局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温和、渐进，以至于我们仍不知觉它的变化程度。

我们已经告别了推崇艺术潮流和宣言的时代。如今，当代艺术的议题是全球传播规模的巨大扩张。每年大约有200项双年展和其他周期性艺术活动在世界各地举办，而这仅仅是艺术流通版图的冰山一角。此外，还有各色穿梭于国与国之间的艺文界人士。在此之前，他们可能并不存在，亦或者只能局限于地区。举例来说，少数几个亚太国家就直接从传统艺术过渡到了当代艺术，而跳过了现代艺术这个阶段。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通过互联网“学习了”当代艺术。这一跳跃让传统和现代之间来了一次别样的亲密接触。反之，这一跳跃也给艺术创作注入了新鲜、大胆、坦诚以及随性的元素，让它不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品。这些惊人现象之一，艺术领域的扩张，包括规模和随之而来的改变，对于艺术创作本身的未来来说，并不是十分重要。相较而言，它对于艺术超越界限、模糊边界的趋势而言，更显得举足轻重。一方面，这使得艺术更贴近个人日常生活，而另一方面，它与社会和都市生活更加紧密相连。

随着国际艺术网络、活动、交流和全球公众领域的发展，全球艺术界日益壮大，而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主题也都涌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一批优秀的本地艺术作品。而由于特定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原因，这些作品只有在原有背景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意义。我由于工作原因，在美洲中部、印度、巴勒斯坦、巴拉圭这些地方，不仅见识到了强而有力的艺术创作，更见证了由于文化基本建设贫瘠而诞生的艺术家团体和其他艺术场所，以及对于盛行的商业艺术和霸权政权的抗议行为等。

这其中多数的艺术行为可以说是“地方的”，因为它是艺术家们对环境所做出的个人的、主观的反应，亦或者它旨在自身背景下产生文化、社会甚至政治影响。然而，艺术家们往往对其他的文化情境也十分了解，譬如主流艺术，并且渴望登上国际舞台。有时他们会在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穿梭。即使他们的艺术作品扎根在本地文化或者某些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也不会仅仅局限于本国的现代主义或其传统语言。而文化背景本身也随着它与世界大环境的联系而变得全球化起来。即使在战争中，比如巴勒斯坦，也仍有艺术作品挑战我们固有的想法，印证了当今艺术创作的去中心化和广而布之。

1986年，第二届哈瓦那双年展举行，那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展览。它集结了57个国家的690位艺术家，领先法国的“大地魔术师”展三年，更是做到了彻底地把传统艺术拒之门外，可谓今日艺术国际化潮流的先驱。自那以来，艺术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90年代多元文化理论和艺术创作所包括的正确性、定额性，以及新异域主义，已经不再流行。相反的，如今它们只是过于简化的纲领主义的代名词。就在不久前，平衡的民族多元化还是不少展览和活动的主旨。现如今，问题恰恰相反，策展人和文化机构努力体现当代全球艺术的广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在来自四面八方、不断涌现的新的文化议题、能量和信息面前保持屹立不倒。对于策展人来说，跟随着纽约—伦敦—德国这条经典路线，同时高高在上俯视一切，已经行不通了(尽管不久之前还是如此)。如今，策展人必须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并且开放思想。我们做得还不够，但一切都在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我想借由一个寓言来阐述这崭新的艺术文化格局。1994年，我为“熟与生”(Cooked and Raw)的展览图录写过一篇文章，“熟与生”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全球性展览，在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ReinaSofía Center)举办，由丹 卡梅伦(DanCameron)策展。[1]我在文章结尾处引用了我母亲讲过的一则加利西亚人的笑话，来比喻应对拉美和后殖民国家所处困境的策略：一边是西方国家霸权的超级文化和国际化，另一边是单一的文化背景、本地传统、无常的现代主义，以及非西方：

一位农民要过一座残败不堪的桥。他小心翼翼地踩上去，边走边念道：“上帝是好的，恶魔也不坏;上帝是好的，恶魔也不坏……”桥吱吱嘎嘎地响着，他仍旧念念有词，直到最终到达桥的另一边。他大叹道：“你们俩都见鬼去吧!”然后继续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