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魔"同行—当代艺术、文化与国际化

来自各地的艺术家们正应对并参与到这些转变中来。由于主流艺术教条的移位、不同文化价值观带来的改变、非主流手法的引入，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评估的困境，一种确实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许多问题都攸关紧要：冲突，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表达;城市新兴文化和乡村传统间的对话和冲撞，宗教冲突，混乱、迥异而又起伏的现代化过程;大规模流散，可怕的贫困，社会不公，各种问题接踵而至，顽固，暴力，恐怖主义，战争，贫民区及其文化，全球交流，以及大量保持缄默的地区，一种大同化的倾向以及对差异的承认;变异的身份认知，文化及社会上的混合;广阔的国际网络和地区孤立，文化冲击与接纳.

受制于前面所述的情况，如今艺术、文化和国际化的等式正在被重新洗牌;而这些相应地有助于大致的文化走向。在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中，新生代的艺术家们开始改变现状。他们没有广而告之，也不是有板有眼，而是简单地创作新作品，利用他们本身多元经验的新事件新意象，把自身的差异和特点渗入到更为广泛而又全球化的艺术版图中。古老的巴西食人比喻以及挪用和融合的文化策略不断被一种全新的、 我们称之为“来自这里”的新概念所取代。艺术家们积极地制造第一手的超级文化，不受约束，从他们自己的想象和观点出发，而不是挪用和批判性地再职能化强加的国际文化。这种认知上的改变在于从一种创造性的纳入转向另一种直接的、基于各色对象、经历和文化的国际结构。

总的来说，当代艺术家的工作不在于命名、描述、分析、表达或者创造环境，而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个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并以国际语言加工。所以环境不再是一种简化概念下的封闭地点，而是作为一种空间，国际文化正是由此自然而生。这种文化的表述方式并不是在一个集结和凸显明确差别的框架下，将这些差别拼凑成马赛克并互相对话。也就是说，文化全球化创立的是一种多边的国际编码，而不是一个多面的、由分化细胞组成的结构。它再造全球超级文化的模式有如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一般，有可能交流，并且被进入大肆扩张的国际网络的各色新兴主题推搡、捶打、再造。查尔斯 埃舍(CharlesEsche)也曾提到，在当今的艺术中，有一种相同性和不自觉单一性的结合。[29]而正如同吉尔 德勒兹和菲利克斯 瓜塔里(FélixGuattari)就“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所言，艺术家们旨在在主流语言中寻找到自己的不发达地区立足点、自己的露台、自己的第三世界和自己的沙漠。[30]

差别越来越体现在变化的国际语言和惯例中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而不是在于表现某地特有的文化或历史元素——关键在于动作过程，而不是呈现。这样的趋势带来了一种新视角，与老生常谈的“普遍”艺术在中心、衍生表达在外围，以及传统文化中诸多“真正的”“他者性”背道而驰。显然，这种中心-边缘的两极性已经遭到了这个迁移、交流、跨文化效应和权力重组的渗透时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