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魔"同行—当代艺术、文化与国际化

另一个问题是，位于从属位置的文化挪用方在重演西方权威的释例和现代模型时，却不曾检视其谬误，甚至忽略了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支配力量和其思想理论的映射。这么说并不是否决了从属者的力量，事实上文化挪用在其认知和政治转身之间正是把这一点置于焦点位置的。但这一力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能以简单的回归来解决从属文化问题。我们必须要清楚从属者的组成和动作，以一种更为复杂矛盾的方式来研究文化挪用。

矛盾的是，文化挪用范式，尽管基于对于差异的包容，却恰恰突出了霸权文化和从属文化间的两极对立。现如今，一种对话式的关系似乎更为可信，这其中强加的语言和文化被视为“自己的”，却也是“外来的”，正如同米哈伊尔 巴赫金在其对多语互动(polygossia)的分析中所说的那样。[19]霸权文化元素不仅仅是强加的，更是假定的，[20]它们掌握统治工具来恢复权力体系，却又让文化挪用者朝着被挪用方及其意义和理论发生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