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魔"同行—当代艺术、文化与国际化

费尔南多 奥尔蒂斯在1948年提出了“跨文化”这一术语，来描述任何文化适应过程中都内含的双边交换，而这一名词也强调了属民文化中的抵抗和认同。[5]马林诺斯基(在他为奥尔蒂斯的书所作的前言中)和梅尔维尔 赫斯科维茨都接受了这个新词，而它之所以被采用，不单单是因为“文化适应”早已是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语言。“跨文化”在西班牙语中被广泛使用(源自安赫尔 拉马的理论)，后期才随着文化研究被纳入英语。尽管人类学早就明确了外来事物接收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选择、改造、更新)，奥尔蒂斯的新术语引入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强调了从属文化即使在极端情况下的能量，譬如巴西、古巴和海地的非洲黑奴。这个词语本身是对于从属关系的文化再确认，更是一种基于范本的文化策略。

实际上，无论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如巴巴所言)还是从拉康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它们没有统一标准，所有的文化都是杂合的。[6]无论是统治还是从属文化，它们总是互相寄生，并且文化挪用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现象。接收者们总是根据自身的文化形态来改造他们所挪用的元素，[7]使得这些挪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准确”。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在另一个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意义往往被忽视，却在接收一方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明确的意义。接收者们往往只在意这些元素为自己所用，而不是复制它们在原有背景中的用途。这些“不准确”通常源于挪用行为的文化效力，并且往往具有原创性，被视为意义的新生，正如同欧洲现代主义对于非洲、大洋洲和中美洲图像无知却又高效的占用。

如果挪用这一行为在所有的文化关系中都存在，那么它在从属和后殖民社会中就显得更为紧要。然而，无论是食人俗还是跨文化，都必须要能够摒弃过分肯定积极的涵义。就食人俗来说，这其中所包含的“消化”斗争必须要被呈上台面：有时其结果是上瘾、便秘，或者是更糟的，腹泻。如同洛伊萨 布阿格 德 奥兰达(HeloísaBuarque de Hollanda)所警告的那样，食人俗这一比喻可能会让人模式化地错误认为，拉美文化好比嘉年华一般，永远能从“不属于自己的”文化中受益。[8]尽管如同评论家哈罗德 德 坎普斯所说，这个概念所指的是“批判性的吞食吸收”，我们必须在这个先后现代主义概念所设置的困难面前保持清醒，因为它不属于中性的领域，而是受制于一种默认了依属性自我矛盾的行为方法。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检视，“食人者”(cannibas)在消化支配文化时的改变是否最终会把他们自己吞噬。此外，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挪用也满足了支配文化的需求：一个经过改革的却又可被认知的他者，能在相似中寻求不同。在拉美文化中，他者背离了其与西方超级文化的亲密关系，并有可能成功创造了一种完美的他异性，既促进了属地关系，却又没有完全抹杀霸权与“次级”他者的不同，而二者之间的对比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不同上的。但同时这个“类他者”(quasi-other)也是一面镜子，打碎支配文化的身份定义，就不被接受的“他者性”(otherness)重新定义了属民文化的身份。[9]如果这个“谁吞食了谁”[10]的争辩在任何跨文化关系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话，那么，拉塞尔 弗格森(RussellFerguson)的命题“人们常常剽窃自己即将发明的东西”[11]也应该成立，而正如佳亚特里 斯皮瓦克所强调的那样，它着重突出了文化挪用者在主观选择和策略性的用词不当中所具备的力量。就这点上来看，我们必须指出，食人主义和跨文化是由二者早期新殖民现代主义立场以及它们基于人类学的间接联系来进行定义的，和经典后殖民理论中背离了文学评论和殖民社会情况的相似概念有所不同。

关于跨文化，有一点必须指出，如安赫尔 拉马早年所言，这个概念并没有给予选择和创新标准足够的关注，[12]所以伴随着文化发展全新不同的历史环境而来的新字法文化创新和变化并没有被包括在内。比如说，为了分析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形态，我们常常强调混合与融合。诚然，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元素。然而，克里奥尔化的过程，也就是耶利安 布罗姆勒(YulianBromlei)所称的民族分离，[13]对加勒比民族化来说同样重要，在这个过程中，错位的文化针对新的冲突空间而变异，而这也更有助于理解如今全球规模的文化变迁。正如同詹姆斯 克里福德所说的那样，在如今的城市群岛中，也许我们都是加勒比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