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授讲爱情课：用鸡蛋测验学生“如何守护爱情”
“我的目标是，以后竞选月老！”胖胖的孙中兴在课堂上摇着扇子，信誓旦旦地勾勒着未来图景，“等以后你们到庙里烧香拜佛求姻缘，抬头一看，哎哟，孙老师！”
可是，竞选月老的前景却不太乐观，主要在于学生的表现让他有点焦虑。有一次，他出了个测验——给每个学生发一个鸡蛋，代表自己的爱情，请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守护爱情。
结果，还没等交作业，孙中兴就嗅到了不靠谱的气息：有人领到鸡蛋就直接揣裤兜里，转身回座位的路上已经磕破了；有人没几天就忘了“守护鸡蛋”，不知不觉做炒蛋吃掉了；他甚至好笑地发现，自己发了一个白鸡蛋，有人交还回来的却是咖啡色的蛋，“冰箱里那么多鸡蛋，哪里记得哪个是你发的爱情鸡蛋”？
“我说你们，对爱情就这么不重视吗！重点是，这鸡蛋全部是我出钱买的诶！”他假装气鼓鼓地笑着说，“喂，同学你搞搞清楚，我是月老候选人诶！你们要认真谈恋爱，不要给我扯后腿！”
玩笑归玩笑，这门课带来的更多是感动，特别是每个学期阅读到的《爱情事件簿》。每人都有厚厚一本，有人在里面塞进了情书，有人贴上了还没有寄出的告白信，第一次看电影的票根，一起出行的合影……
每个周末，孙中兴都会跑去只有他一个人的办公室加班，在被一摞摞笔记本塞得满满当当的屋子里，翻看年轻人的爱情，跟他们一起哭，一起笑。
当然，有时候也会有超出感动的意外收获。有一次他到月老庙参观，惊奇地发现，因为学生一年又一年地跑去庙里做作业，导览员都知道这门课了，还为了方便学生，贴心地打印好作业的标准答案，发给大家。
“开这门课，不是让大家寻找一种全天下都适用的爱情答案，而是让每一个人更了解自己”
跟港台老师不同的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洪亚非开的《婚姻与爱情》，则是“戴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爱情课”。
这个58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老师原本没有打算讲爱情，可有天早上，他发现办公楼门口躺着刚坠楼的女生尸体。看了她的遗书才知道，是因为感情受挫，难以承受，选择自杀。
回到办公室的洪亚非很受冲击，可他发现，学校对这种事情也没有好办法，只能给窗口加横栏，却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学生解决问题。“除非你结过婚，或者谈过无数场恋爱，否则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爱情。”他说，反思后决定，要开门课，跟学生讲爱情。
那是2005年。那时还没见过谁开“爱情课”，他自己也有点担心开了课没人选，同事帮他出主意，万一人不够，就撺掇学生去选课，充充场面。
结果，根本不需要找托儿，一开课就坐满了几百人。面对挤满教室的同学，洪亚非认真地跟同学强调：“任何人的爱情观都会有局限性，这是哲学告诉我的。我是个男人，我有男人的局限，我也有时代的局限、环境的局限、历史的局限。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任何观点都是相对的。你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地看待我教给你们的道理。”
在他的课上，爱情分析带着浓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色彩。
“恋爱中我们要先树立爱情价值观，确立你在爱情中最重视的主要方面，然后再用矛盾论去分析。”他说，“任何一个男性不可能都只有优点，恋爱中要去抓主要方面。如果这个人符合你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次要方面不太好，比如不爱洗袜子之类，那你判断要不要嫁的时候，就不要去抓次要方面，要以这个人品质的主流作为判断标准。”
在复旦大学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心理学博士陈果也会抽出几堂课的时间，跟学生讲解“爱情”。
“在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开一门‘爱情课’，可以让我说出自己的困惑，跟人讨论爱情问题，从别人身上吸取一些精神营养。我并不需要一个答案，我想任何人生的答案都是自己发现的，但是我需要一个沟通的渠道，把大学里最重要的时间花在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话题上。”陈果说，“所以，我现在开这门课，并不是要让大家一起寻找一种全天下都适用的爱情答案，这个课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更了解自己，更明白该如何掌握自己的爱。”
在她的课上，学生们会说出自己的故事，甚至有时还会有三五十岁的人来旁听，不分年龄、不分背景地分享着各自对于爱情的看法。
而对洪亚非来说，他现在的课程内容越来越多了，他还会把自己观察到的爱情新现象加进自己的课程内。有次他发现，自家出租的房里住的情侣居然是自己的学生。于是没多久，他就在课堂上开了个新专题——该不该接受婚前同居。
现在，这些专题变得更多也更细：“如何面对分手”，“如何挑选好老公”，“如何看待同性恋”……
虽然他的课是“用哲学解释爱情问题”，但也不乏“教你一招”的“方法论”。他会细心地叮嘱班上的女生：“你们可以把我说的记下来——在决定结婚之前，一定要先去男方家里参观一下，重点看厨房和卫生间，摸一摸厨房里的酱油瓶盖子，如果一尘不染，这种男人可千万不能嫁，他有洁癖！你会一辈子生活在指责里！”
有时候班上的男生实在扛不住了，跟洪亚非抱怨：“老师你也太向着女生了，把我们男生骂得一塌糊涂！”
但是洪亚非还是坚定地站在女生一边，“我们课上女生多啊，少数服从多数。”
“欧洲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探讨过爱情与婚姻问题。恩格斯没有结婚，但是他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对爱情的定义是最完整的，时常被国内学者引用。他对爱情一生向往，只是他觉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找不到未被资本玷污的爱情。”洪亚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在网络上对爱情的定义恨不得有1000多种，但是对教课的人来说，选取哪一种爱情观才能使人幸福，我发现，只能来自拥有最高智慧的哲学家。”
“现代人的爱情为什么这么漂移，就跟我们的身份焦虑有关”
孙中兴的“爱情课”开了16年了。有次去演讲，主办方想请他写一份“爱情的标准作业程序”，按程序谈恋爱。
“假定人是机器，这倒是可以实现的，在身上装个开关，恋爱摁个钮，不爱就关上。”孙中兴说，“但这行不通啊，人类相处的复杂度远高过与机器相处的复杂度。”
不过，看过了1000本学生的《爱情事件簿》，又看了无数文学名著，他的确总结出一个流程：从古至今，普天之下，爱情困扰几乎没变过，它们分别是——
1. 恋爱之前，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
2. 喜欢一个人，不知道如何说出口；
3. 告白成功后，不知道如何相处；
4. 相处久了想分手，又一次不知道如何说出口；
5. 返回苦恼1重新开始，或者卡在某一环节停滞不前。
恋爱的复杂让研究哲学的陶国璋也手忙脚乱。他说，在准备课程内容的时候，他总在叹气，好多次他都想要放弃了，觉得爱情“没有规律，不讲逻辑，变化太快”，“每次讲完课都很内疚，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总是词不达意，讲出来的并不是我所理解的内容”。
可是，他却还想坚持。“工业革命之后，现代人有了自由，自由择业，自由恋爱。我们以为拥有了自由，却也意味着身份的迷失。自我身份变得不确定，什么都不确定，要找工作，找恋人。我们迷惑于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所以需要在爱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坐标。”他说，“现代人的爱情为什么这么漂移，就跟我们的身份焦虑有关。”
所以，在他看来，爱情虽然常被看做一种责任，但也是“个体找到自己应该是谁的严肃哲学命题”。
“就像是我们在政治上追求自由，在个体成长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同步者，印证我们的个体身份定位。”他说，“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们以为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掌握，可我们也扭曲了对意义的理解，以为生命是完全的享受和满足，可它原本应远超于这个层面。”
孙中兴也喜欢研究“这个时代的怪现象”。每个礼拜，他都要守在电脑前看大陆各式各样的相亲节目，看男嘉宾如何介绍自己，看女嘉宾如何一盏盏灭灯。
“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你节目都做了，也有机构帮忙做媒，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对象？你都有胆量上电视，有胆量在大庭广众下被人灭灯羞辱，干嘛不直接在生活里找？难道你真的忙得找不着吗？”孙中兴说，“上一辈很多人相亲结婚，我称作任务型婚姻，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你有的选。有的选还不恋爱？你们到底想怎样？”
抱着这个好奇，去年来北京参加学术活动时，他还特意提前上网查路线，想去北海公园看家长替子女参加的相亲会。可惜热情的主办方完全没意识到他的小心思，拉着他逛故宫，游天坛，还去了颐和园，一路上游客见了不少，约会的倒没遇到几个。
看新闻时，陶国璋关注到内地的留守儿童现象，“甚为担忧”。“爱情是由个体成长的背景而来的，它是一个人成长阶段对世界的关系在成年后的重现，比如你对父母的爱在小时候没有办法表现的话，大概你在爱情里面也不容易投入。”他说。
“讲恋爱技巧的很多，但我还是关心人性存在的价值问题。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是很想帮年轻人分析分析，也不是什么指导。并不是这个时代需要教训，需要说教，但是让大家知道多点，这是我的责任吧。”陶国璋说。
相比之下，孙中兴替学生解决问题的方式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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