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授讲爱情课：用鸡蛋测验学生“如何守护爱情”
“我一开始开这个课的时候，感兴趣的并不是爱情故事，而是一种哲学挑战。在哲学上，自由、死亡、民主都谈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对爱情做哲学分析。”陶国璋说，“大概因为哲学家感情经历比较苍白，喜欢讲道德的爱，但是很少讲儿女私情。数得上的只有柏拉图式爱，但那还是个精神恋爱。”
于是，他决定自己着手研究，“把爱情当做哲学命题进行严肃分析”，管自己的课程叫“爱的哲学分析”。可是，之前同事替他定下的课名“爱情哲学”已经吸引了大批同学选课，成了校园最火爆课程，导致他不得不每次开学时跟学生先表态：“抱歉，这个名称好像有点误导。”
“这门课蛮火，应该都是被名字骗来的。”陶国璋笑着打趣说，“第一节课最多，大家都要坐在楼梯上。然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就只剩下需要拿学分的同学，留下来考试。”
尽管如此，每年一开课，没上过“爱情课”的学生还是涌进教室，跟这个严谨的哲学教授一起研究爱情。他们需要完成长长的读书清单，还要阅读爱情名著，偶尔轻松一下，上课看看轰轰烈烈的爱情电影，可接下来就得去试卷上面对这样的考题——
“请问，影片中的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发展成这样？请做出哲学分析。”
“一般发病后的初期反应，会改变一些生活习性，洗澡洗得特别干净，刷牙刷得特别用力，半夜突然爬起来弹钢琴”
在台湾大学，教“爱情课”的孙中兴也是学校的选课王。每次开学第一堂课，央求他“加签”（加入选课名单）的学生总是挤满了教室。他不得不在黑板上提前用粉笔大大地写上课程规则，一边是“欢迎旁听”，一边是“不要求我”。
“这门课是《爱情社会学》，不是恋爱课，不是爱情心理学，连课名都说不清楚的话，请不要来上这门课。”在这两行大字底下，留白胡子的孙中兴摇着扇子，如登台说相声一样跟同学说，“恋爱的，失恋的，没谈过恋爱的，都欢迎来上课。只是你要是还没谈过，拜托你抓紧时间去谈一场恋爱再来做文本分析。谢谢。”
同样教“爱情课”，孙中兴就不像陶国璋那样找不到内容，相反，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社会学博士拥有“超级多素材”。
“我上学修社会学理论，最喜欢看的就是社会学家的八卦。我会去研究这个人有几次外遇，他有没有发疯过，这些跟他的理论都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人。” 孙中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的老师说，社会学家都是对于什么问题有困扰，就会变成那个方面的专家，他对家庭有困扰，于是变成家庭社会学家。按这个逻辑，社会学家对爱情有困扰，应该也会变成爱情社会学专家。”
他喜欢观察年轻人的爱情，还会像学生一样听情歌，看爱情电影。有次学生特意把黄舒骏那首《恋爱症候群》的歌词拿给他看，844个字，“道尽爱情辛酸”，可是他只记住了一句话，“刷牙刷得特别用力”。
在自己的“爱情课”上，孙中兴虽然也会讲解严谨的社会学理论，但他更喜欢搞一些谜一样的小名堂。比如，每节课他都要穿一件印着大学LOGO的T恤，第一堂课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第二堂课是哈佛大学（Harvard），因为他想用每一件T恤的首字母，凑出来自己的名字拼音Chung-hsing Sun。
可惜，T恤拼着拼着就缺字母了，而天也转凉，他就只能穿连帽衫了。不过，玩心重的他还是会继续搞名堂。他在讲台上放了一个卡通盒子，鼓励学生丢匿名纸条给他，拿感情困扰向他发问。
“怎么度过分手后的痛苦期？”孙中兴念着小纸条上的字，一本正经地抬起头说，“念书学语文啊！像我失恋时德文学得很好，谈恋爱时日文学得一塌糊涂。”
更多的名堂，来源于他在课上布置的许多“随堂小作业”——
准备一个笔记本，把自己的恋爱故事写成《爱情事件簿》，最好图文并茂，欢迎附带纪念物；
认识全班的每一个同学，并问他/她三个问题……但是，不可以上来就问电话号码；
去月老庙参观，以及，跟一起去的同学在附近吃个饭……
其实，孙中兴早就自己默默算好了，班上有近百个学生，这种作业可以让他们相互认识，这是多难得的恋爱机会，“老师只能帮你们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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