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寻找色彩中的艺术史

色彩能给历史建构注入何种新生命？在国家美术馆的展览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色彩艳丽的画作，每个以一种色彩为主题的房间里，还有其他类型的物件。在对色彩论的简介之后，第二个房间献给蓝色。我们看到美术馆馆藏的几块硕大的青金石(lapislazuli)，和三种程度的提炼所能获得的不同粉末。最后一次提炼所得的群青灰（ultramarineash）并非完全废弃，而成为了艺术家们用来描绘更为透明的釉彩时青睐的材料。

如今我们已经熟悉的这种从中世纪描绘圣母衣饰开始逐渐占据历史舞台的阿富汗名贵矿石，从宗教绘画开始统领着西方绘画的表面。在红色房间中，我们则看到另一种自然材料：甲壳虫。各种学名不同的甲虫被呈列在展厅的一个角落，每只生物的一旁放上颜料粉末的成品和注释，我们仿佛从国家美术馆来到了自然博物馆。

能提炼出胭脂虫红的胭脂

矿石和昆虫在展览中的出现并非简单是美术馆以科学态度满足观者的猎奇心理。它们对于艺术史研究的启发在于，色彩比形式和线条更根植于物质在历史中的流动，色彩得以嫁接自然与文化、科学与艺术间似乎从来没有愈合的裂纹。矿石和昆虫很好地警醒着我们：绘画也是一种“科技”，从最早开始，它就是画家们用来实验美学突破、将神学、神话等等题材视觉化的一项技能。

在技术的层面上，它不断经历着突破和变化：从蛋彩绘画必须用最饱和的颜色绘制阴影，因而无法如油画的多层釉彩和调色的方式描绘出更具体积感和空间深度的图画；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际出现的化学合成科技，绘画不再仰仗自然材料的提炼。

于是最令英国引以为豪的透纳(Turner)用1797年被提炼而成的铬黄在他的画布上挥洒出绚烂的金色涛涌，前拉斐尔派(Pre- Raphaelites)的艺术家们第一次在画作中实验搭配两种最新发明的色彩：翡翠绿（emeraldgreen）以及因为钴蓝（cobalt blue）的发明而能调和成的新型紫色。

前拉斐尔派画家在国家美术馆展的画作,亚瑟休斯的《四月情》,1855-1856

多亏了管装颜料的批量生产，印象派和当代的画家们都可以进行日常的油画写生，莫奈和马奈才得以在河上泛舟的惬意场景下作画、前者的画作才会在修复检查期间被发现来自沙滩的颗粒。来到画作上的颜料都默默地见证着从自然万物进入再现与美学层面的无形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