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边界问题对谈

舒斯特曼：那我的作品就是在中国传统里了。虽然在遇到彭锋教授之前，我完全不了解中国传统，但就个人而言，我的兴趣在于“做”而不是“看”。而现在对我来讲，更重要的不是对象(作品)，而是你做了什么，还是像刚才说的，可以在一个框架中理解对象。对象成为经验的重点，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做”艺术的想法和实践，塑造了经验，也提供了生命、结构、张力、愉悦，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对象形成的，是活动的框架。而对观众来说，对象(作品)的功能是塑造他们的经验或愉悦，为其建立意义的框架。但问题是，有人把作品看成自给自足，把对象看成绝对重要，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方面：作品对经验的影响。人们对作品过度关注，这里面或许有经济原因：人们可以从作品中赚很多钱。经验和意图都是模糊、难以量化的的东西，但作品的交易很方便。鉴于此，我的哲学都是关于经验而不是关于作品的，但是作品对塑造经验很重要。即便作品没完成，不存在，也是如此。以摄影为例，比如你在相机里忘了装胶卷，但是在拍照的过程中仍然有愉悦有意图。这个过程中，摄影师和摄影对象之间的互动，都会形成美好的经验。即便此后你忽然发现没装胶卷，最后没有照片，却仍然拥有美好的经验。正是你以为相机里有胶卷的想法，帮你制造了这个经验。如果明知相机里没胶卷，就不会去拍照，也就不会有这个经验。所以，我认为对象作为框架的一部分，或者作为美的一部分，还是重要的。

潘公凯：您说得很对。其实我说的中国文脉是一条主线，它的那个特征：“用非常态的眼去看常态生活”，是一个观察角度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悟”的问题。但是这样一条主线，从效果说，确实有利有弊。其中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中国的科技发展不起来，中国不重视制作，重视感悟。一制作，老子就觉得，你这个音乐做得太复杂，是没有好处的。颜色弄得太斑斓，也是没有好处的，所以道家比较懒惰。中国人对于“器”，一直将其放在形而下的位置上，用“道”把它压得很低，结果使得中国的机械、制造业特别不发达，从而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从审美角度来说呢，它倒是一个更加灵活、更加丰富也更加不可琢磨的研究过程。这种研究和体验造成了中国的文论、诗论和画论都特别玄乎，特别不具体，全是形容词。那么好处呢，应该说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非常懂艺术的民族，他们在审美经验的培养上是很有传统的，体悟得特别深透，成就很高。所以说，各有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