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边界问题对谈

也许转换一个思路或调整一下方向就能理解并赞同舒斯特曼先生。他在表述上有时一口两舌，这也许是我理解上的偏差。不过至少是有一部分，与其说他在讨论生活的艺术，不如说他在讨论生活的修养更真确。比如他在日本寺庙里吃的那顿饭，到底是顿“艺术的饭”，还是“修养的饭”？我看后者才纳如瓶受。它就让我联想到《礼记·少仪》里的“勿放饭”(不要狼吞虎咽)，而“勿放饭”的意图显然关乎修养，它的“框架”是“礼”。

事实上，追求艺术与生活的结合、强化、持续性，在中国沿用俗成的表述是“艺术修养”和“生活修养”，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儒家的人格塑造。舒斯特曼和公凯先生都谈到书法艺术问题，我可以举两个理学家的例子，一个是朱熹，他这样描绘写字时的状态：“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争焉，神明厥德。”一个是程明道，他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施璜替他们解释说：“即此事以存养也。”“存养”怎么理解？用明道的话说就是：“动息节宣以养生，饮食衣服以养形，威仪行义以养德，推己及物以养人。”如此这般才“行有馀力”、“心安体静”，这可能是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理想境界了，尽管它还不是“身体美学”。

说到程明道和朱熹，自然不得回避“心性”之学，尽管它重视身心修养，但却无当于“身体美学”。我得解释一下，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生发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美学”。它很开放，赅广宽大，尤其强调培养感知力。而“心性”之学则确如公凯先生所说，一定程度是脱离社会生活的，最要紧的是它束缚感知力。如果勉强说它与身体美学有关，那也只能局于个人的身心修养一个方面，而从社会关系上看，它较多虚伪的道德高调，实在是害人而误世。真正能与身体美学相互融通的确实也是“生活儒学”，它更重视实践，道行划一，身心不二，立足于生活本身，最反对逆情背性。孔子称述“安贫”，但也喜欢“富之”;甘于“恶衣恶食”，却不拒绝“羔裘盛馔”，所谓“贞而不谅”、“无适无莫”，极通达的，都不是空谈。关于这个问题，本刊编委龚鹏程教授著有《迈向生活儒学的重建》，是难得一见的雄文，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不但与公凯先生的立场相呼应，也和舒斯特曼先生的论述有同情。我在此推荐给大家，也打算把这次讨论转述给他，希望他也参与其中，贡献鸿议。

另外，舒斯特曼先生倡为美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互动，公凯先生又提出实用主义与生活儒学的互动，我都非常赞同。我想补充的是，尤其应该把诸子之徒作为重点，特别是道家。就身体或身心的修炼或修养而言，儒家固然重视，而道家或有过之。老子之书讲“形而上”，但不是希腊的“形而上学”，二者毫不相干，将之类等是天大的误会。老子更重视身体实践，道德五千言，主要还是讲身心的炼养。《列子》也一样。至于《参同契》，已然就是炼养的专门书了。

恕我扯远了，回到艺术边界问题。寻找这个边界到底是以艺术品为前提？还是以艺术性为前提？抑或是以艺术家为前提？公凯先生和舒斯特曼教授当然心中有数，可在我还是一笔无所依违的糊涂账，所以才来请教二位。我能理解的是：从杜尚的搅局到沃霍尔(Warhol)的挑战，从丹托的“艺术界”(artworld)到迪基的“艺术体制”(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其间云扰鼎沸，可谓“变化相诡”。一方面当然极具深刻的思想魅力，一方面转而引发躁急的艺术滥流。除了溺器纸盒，还有垃圾黑市，进而玩具娃娃、人体测绘、4分33秒，不仅“画形于无象”，而且“造响于无声”，曹子建扬子云往古的讥嘲，现如今恰好是贴切的恭维。你说是“垂辉显象”也好，“误走妖魔”也好，反正天罡地煞都出来了。他们怪力乱神，好奇变态，骄心盛气，非法不纲，好比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针对的就是一统的“艺术江山”。铁牛说得痛快：“你家皇帝姓宋，我家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这就是异端的权利，也表示时运的交移。“鸟位”既坐不稳，“江山”怕保不住，“招安”也谈不上，就一定要妥协了，你不得不把边界重订，将规则修改—“解放”或者“解构”。

其实中国人早懂得如此，《易》道所谓“动者尚其变”。汉儒就释为“屡迁不居”、“唯变所适”。宋儒进而强调：“拘于无变非易也”、“窒而不通非易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看来舒斯特曼先生很对：艺术的边界是可变的，何必定死它！

可我仍然坚持：我们还是不应忘记在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之间做出选择。当我看到坏的艺术时，我宁愿去说：“这不是艺术！”这个判断显然矛盾拘缠，但凡夫俗子都能听懂。就像他们偶然遇到一个坏人，总不免要说：“这简直不是个人。”

我是“中士闻道，若存若亡”，故思未安而言不怍。但想来公凯先生和舒斯特曼教授都明白我的意思，同时也能原谅我的离题。我特别看重价值与意义，可显然冒犯逻辑和规则。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可眼下还不算坏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