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边界问题对谈

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美国，有“谈话的艺术”。谈话也可以成为艺术。我们现在在谈话，这是日常生活吗？还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们有一个框架，不是简单地谈话。在某些文化里，人们创造谈话。谈话很平常，我们每天都在谈。但是如果我们给谈话一个结构，与艺术史建立关联，有意图地谈话，追求和谐、美、趣味，谈话也可以成为艺术。艺术在生活中持续，但是通过框架或秩序有所区分。我在想象，我们现在正进行的谈话，假如现场有许多观众，有摄像机在跟拍，就可能成为表演。如果以彭锋的短片1为背景进行这场谈话，就可以称为多媒体作品。所以我认为，艺术的边界是可变的。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有些事在学院意义上不是艺术，但是在“生活的艺术”这个框架内，就可以成为艺术。它与生活是持续的，但它本身又是特殊的。正因为这个持续性，甚至有可能被学院接纳。现在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人，他们做的艺术越来越像是活跃的社会活动，使事件本身成为艺术，而不是把事件搬到大屏幕上。在当代艺术中再一次产生把艺术拉近生活的兴趣。寒碧先生在《诗书画》杂志上对今天的谈话进行编录发排，分明也是在建立框架。

潘公凯：这里面有一个概念要弄清楚，艺术是一个作为名词的“艺术品”，还是作为一个形容词表示具有“艺术性”。比如我们今天的谈话，如果被赋予某种特定的仪式，或者更集中的意义，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谈话具有艺术性，而不能说这个谈话本身是艺术品。我觉得这里有个重要区别：“艺术品”是一个对象化的存在物，是一个有边界有范围的存在物，可以拿到美术馆展示。而“艺术性”是个修饰词、定语，是对某种状态或特性的描述。二者一定要分清。我们前面的讨论没有将二者分开，混淆了。比如“谈话”，波伊斯(Beuys)的讲课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成为艺术品。但那次他在伦敦“当代艺术中心”讲了一个星期，说这一个星期的讲演是他的艺术作品。他并没有因此说，他平时所有的讲课都是艺术作品。那么这里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连续的讲演是一边说一边写，写完以后就把那个黑板扔在地上。他就必须让他的讲课不仅有仪式，而且最重要的是让它变成“非常态”的讲课。他的讲课是没有真正讲课意义的，他不是给学生传达真正的知识，而是在那乱讲，因为只有乱讲才能成为艺术品。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现在都有共识，都认为波伊斯的那次讲课是艺术品，因为这是一次“非常态”的讲课，是乱讲，所以可以是艺术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波伊斯的那次讲课具有艺术性。刚才讲到打仗的问题，比如战争可以成为艺术，那是说当将领指挥得特别得心应手的时候，具有艺术性，而不是说他的指挥就是艺术品，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我觉得丹托想区分的是艺术品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艺术品和生活之间已经没有区分了，所以说艺术要死亡。其着眼点不是艺术性，而是艺术品，因此要区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艺术品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找到艺术品与生活之间的界线。虽然这个界线是模糊性的，或者说是“相对”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存在的。您的界线我听下来，仿佛说，生活当中某一部分，如果人的主观意愿对这部分赋予某种特殊框架，这部分就可以成为艺术品。笼统讲来，“赋予框架”当然可以作为艺术品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关键在于，“赋予框架”这个词还需要更准确的解释。因为“赋予框架”可以有好几种解释，一个就是丹托说的那个“艺术界”，其实也是对一部分生活当中的现象赋予一个语境框架，而您所说的是一个意义框架，二者都是赋予一个框架，但赋予框架这个东西，要具体化，因为丹托侧重于文化体制构成的特定语境，您则侧重于作者赋予的意义。二者有所不同，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