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边界问题对谈

舒斯特曼：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还是先请教您吧：作为一个艺术家，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建立框架的？我自己不是艺术家，但是我写作，写电邮，这当然不是艺术。但可能在某个时刻，我决定要构思文章，这时就有了框架，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框架。我想在传统的书法中有一个准备的过程，磨墨、铺纸甚至焚香、沐浴，这就像建立一个框架，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仪式呢？

潘公凯：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艺术作品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清晰的，或者说，是不被重视的，它主要不是一个对象化的存在。这很重要。比如王羲之，我们现在说他的书法特别好，一封短札都贵得不得了，价值连城。但王羲之写这个短札的时候，他没有觉得是进行艺术创作，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东西在一千年以后成为“艺术作品”，或者可以卖大价钱。他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区分，只是感觉到书写很舒适，很愉悦。

回到您的问题。比如说我在画画儿，或者说我在写字，我写得不顺畅不满意的时候，我没有快感，没有愉悦，也没有审美享受。但是我写得顺手的时候，画得很得意的时候，我有愉悦。这个愉悦就是审美享受。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什么时候在做作品和什么时候不在做作品，而是说我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有愉悦，什么时候没有愉悦。当我为了某种实际的需要，必须画两张应酬画，在这个的时候我没有愉悦，我实际上没有在做艺术作品。至于这张东西当作品卖出去很值钱，这是别人的看法。它的差别在这里。

东西方艺术家对待艺术作品的态度，在侧重点上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很重要，很“本质”，但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