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边界问题对谈
2015年03月13日 15:13
来源:艺术中国
(编者) 彭锋:舒斯特曼先生同意潘公凯先生关于艺术与生活边界的观点,认为边界并没有消失,但是在舒斯特曼的理论中,更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连续性,艺术对生活的强化。舒斯特曼先生倡为美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互动,公凯先生又提出实用主义与生活儒学的互动,我都非常赞同。
艺术是生活的延伸、强化和提升,这是尼采(Nietzsche)提出的思想。尼采认为艺术是人生的升华,它过滤掉生活的平庸,提升人生的品质。他甚至说要把人生作为一件艺术品来活。中国人传统其实没有与fine arts完全对应的概念。孔子说的“游于艺”之“艺”自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艺术”,但肯定包括现在“艺术”概念所指的一些东西,如诗与乐。而这些在儒家那里不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从事的活动,而是个人修己成己的必要途径,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人们通过诗书礼乐(歌舞)的学习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说的这段话正表明了在古人那里,艺术不只是一种特别的经验,而也是提高和扩充人生的基本经验。舒斯特曼在日本吃饭的体验与中国古代生活中的礼仪实践和经验相比,那恐怕是要小巫见大巫了。
正因为艺术是生活经验的升华,所以它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逻辑是按部就班,照常(识)办事;艺术却无想象力莫办,而想象力之为想象力,就在于它能突破这个“常”,也就是潘教授说的“切断跟常态生活逻辑之网的关系”。唐人朱景玄有言:“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若非“切断跟常态生活逻辑之网的关系”,如何能“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正因为艺术要“切断跟常态逻辑之网的关系”,所以一切艺术都是要“做”的。中国人也同样既会“看”,也会“做”,“语不惊人死不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就形象地记录了中国艺术家“做”的切身经验和体会。充满想象的“做”使得艺术经验超越和提升了日常生活经验,也因而使“艺术”成为一个评价性的概念。有些艺术理论,如托尔斯泰(LevTolstoy)、贝尔(Bell)和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艺术理论实际上是在推荐作者认为是好的某些艺术,而不是在一般地说明艺术这种现象。艺术的这种评价性意义也说明不能简单地把艺术与日常生活相等同,恐怕还是要承认它们的区别。
然而,承认它们的区别并非是承认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生存领域或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验。如果我们承认艺术与生活都属人们的日常经验,前者并非艺术家专有,而艺术家的艺术经验也未必与他的生活经验无关的话,那么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在概念层面可以是确定的,但在实践层面却是模糊和暧昧的,它们是可以相互移动的。而最理想的状态不是它们泾渭分明,而恰恰是它们融为一体,难以区分。例如司空图《诗品·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是艺术经验,也是生活经验,是升华为艺术的生活经验。这不仅是古人追求的审美境界,更是他们追求的人生境界。二十四诗品都可作如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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