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魔"同行—当代艺术、文化与国际化

艺术家们不再乐于展示他们的护照。此外，即使他们有意这么做，那画廊大概也会出手阻止，不让他们援引地区元素，因为这有可能破坏艺术家潜在的国际舞台。如同科伯纳 麦塞尔(KobenaMercer)所说，多元化有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但规矩是你不能把它大做文章。[31]文化成分更多地在于作品所包含的论述，而不是其本身的可视性，即使是基于本地语言亦是如此。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再着眼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鲜明特色。关键在于，这些身份特征是通过它们本身作为艺术行为的特质来彰显自己，而不是取材民间传说、宗教、自然环境和历史中本地特色的元素。这个过程包括了艺术本身的实践。而正是在艺术创作之中，艺术，通过建立可被认知的常量，创立了一种文化类型学。所以，一些特定的艺术行为，是通过艺术家打磨艺术语言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反映自身的环境，来被人们识别的。

在现今这个全球化、后殖民、后冷战和中国中心化之前的世界，“与恶魔同行”是一项合理的策略。当然，它不可能一帆风顺，许多挑战和矛盾仍然存在。除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艺术家们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展出，更重要的是新形势下出现的质变：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努力将先前霸权支配的、限制而又保守的情况改造成一种积极的多重性，而不是被其吞噬。多元化可以是没有围墙的监狱。博尔赫斯曾经说过，最好的迷宫就是广袤无边的沙漠，根本无法逃脱。正如同我们在某些双年展和所谓“全球”的展览上看到的那样，抽象的或是受制约的多元化编织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迷宫，却限制了真正积极的多元化。

随着各地艺术家登上国际舞台享誉世界，艺术本身得以获益。然而另一方面，艺术却被简化，其原因在于艺术家必须使用一种由支配霸权建立的通用语言。此外，所有的通用语言，在为所有人所用之前都是为某些个别服务，而这些个别人的权力使得他们有资格将这语言强加在别处。通用语言使跨情境的交流变得可行，但同时它也加固了已有架构，以及组成这门语言的历史、价值观、诗学、方法论和礼法的权威。如上文所提，众多对象凭借他们迥异的情境、文化、经验、主观和议程来积极、多样化地再造当代艺术和它的国际语言，这不仅意味着对这种语言的挪用，更代表着它由分歧走向融合。所以，艺术语言从内部就多元化了自己，即使它仍大幅受到主流导向支配。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控制了语言和表现方式也就控制了含义。[32]诚然，这一切发生在创新和既成事物之间渗透性的拉锯战中，而此间霸权文化展示了它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