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家巫鸿：时代需要勇敢的艺术家

哈佛求学

我第一次去看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多曾经在书本上看过的古往今来的名作原来都在这里。

记者：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到哈佛大学念美术史？

巫鸿：一个原因是，当时我认识到我学习的状态很不连贯，虽然有很多的渠道，也有很多灵感来源，但是不系统。我的研究生专业是青铜器，但美院没有专门教青铜器的老师，只有李松，他后来做了《美术》杂志的总编。我渴望系统的学习。另一个原因是，我做古代研究时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在美国，考古学属于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认为考古文物是人类行为的遗存。这个学科理论性很强，很吸引我。进入哈佛后我进入了人类学系，导师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学家张光直先生。

1979年整个环境比较松动，有些人出国了，到外国学习也变成一种可能性了，加上没有外语考试，没有托福—要是有的话我一辈子都出不去，因为我没有正规学过英文—父母英文都很好，但我当时并没有学。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就报考了，寄去自己写作的样品。后来我听说，张光直先生已经注意到我在《故宫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报考以后，张光直有位学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念考古学，是一位美国人，让我去见见他，算是一个面试。我一去后，双方用中文聊了很多考古方面的事情。他写了一个报告回去说还不错。他们后来寄信来说我被录取了，有全额奖学金。我便糊里糊涂地去了。

记者：让你声名鹊起的《武梁祠》，是怎样写成的？

巫鸿：当时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著作已经积累了不少。我于是有个想法，希望写一本不太一样的美术史。研究者往往希望讨论新材料，我想：我偏偏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已经研究一千年的，外国人研究了至少一百年的武梁祠。我的想法是，写成的书会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梳理学术史，看看前人是怎样看待中国汉代美术的，他们的看法和研究方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一个是发展新的分析、解释图像的方法。原来有两种常用的研究方向，中国的研究大多探讨图像的内容，西方的则侧重于艺术风格论。我采用了一个不同的方法，把武梁祠作为一个整体作品来谈，进而探讨图像背后呈现的思想含义，与当时的历史、政治、学术、儒家思想联系起来，还涉及到当时的礼仪和道德观。我觉得这种熟知的题目很有意思，可以迫使你在方法论上更自觉，在解释的层次上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