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家巫鸿：时代需要勇敢的艺术家

记者：当时与你一起在故宫工作的，还有谁？

巫鸿：同事里有的是美术学院培训出来的，如杨新，后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聂崇正，现是最有名的研究清代院画的专家；单国强，后来是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部长，他们是1960、1961年入学央美的，是我的师兄。其他一些同事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有杜乃松等。还有一些影响蛮大的老专家，比如著名的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唐兰，他那时不太上班了，我曾在下班后找他学习，他推荐我熟读《左传》。还有一部分人原来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店工作，后来成为故宫的工作人员，他们虽然不是学者型的专家，但对实物的真伪鉴定有充足经验。比如在金石组的办公室，有一位叫王文昶的老专家坐在我对面，他原来从事古玩工作。记得他每天翻看陈梦家编写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这本书，和我谈这个或那个铜器是什么时候发掘的，他自己是如何经手的，以及后来的流传情况，都是相当宝贵的经验之谈。另一位马子云先生是碑帖研究专家，对于拓片上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记者：你真正做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

巫鸿：这得看什么是“研究”。在故宫的时候大多时间是我自己摸索，没有人教我怎么做。1977年还是78年，我注意到国内外收藏了一组很奇怪的玉器，觉得不同凡响，就找机会到北京图书馆和社会科学院搜集资料，把这些器物和史前时期东夷的文化联系起来，写成一篇文章，名字起得不好，直截了当地称为《一组古代玉器》，发表在《美术研究》创刊号。国内大概没什么人读，但是日本学者马上有反应。这种摸索有点误打误撞，不是用很严格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是靠直觉，靠看书，在自己个人钻研的基础上，吸取各种可能的因素，其中也会请教老专家。

当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商代的人像考》，初生牛犊不怕虎，拿着厚厚的文稿到考古所给当时的所长夏鼐看。他很忙，但对年轻人很好。他拿起来先不看正文，而是翻开注释，看其中所引用的书目和材料。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告诉我写文章必须有足够的研究基础和知识含量，充分地使用前人的研究和材料，也要对此详细注明。注释是鉴定一个研究工作水平的重要因素，先不用看理论是多么辉煌。这种观念和如何在学术界给自己定位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