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家巫鸿：时代需要勇敢的艺术家

故宫七年

我拿着厚厚的文稿到考古所给夏鼐看。他很忙，但对年轻人很好。他拿起来先不看正文，而是翻开注释，看其中所引用的书目和材料。

记者：1963年，你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金维诺先生是央美第一任美术史系主任，他教你哪些方面的知识？

巫鸿：他担任过我本科以及研究生的两任老师。金先生主要教中国古代美术史，特别以佛教美术史为主。入大学前我对佛教艺术没有接触，通过金先生的启蒙，我看到佛教美术在思想、宗教、艺术方面的多个层面。金老师非常开放而不死板，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对佛教美术感兴趣，写了些文章，甚至培养了一些佛教艺术、敦煌学方面的学生，都是受到金先生的启蒙。

记者：学佛教艺术最好是亲自到洞窟里观摩，像张大千就临摹过不少敦煌绘画，这段经历成就了他的艺术创作。你有这方面的体验吗？

巫鸿：对的。金先生特别强调这点，学佛教美术，最好是去佛寺、石窟参观体验和临摹，不能光在教室里看幻灯片。石窟在当时还不是旅游景点，我们搭架子爬上去临摹壁画，通过一点点临摹，可以看得更仔细。

我入大学后马上就赶上了“文革”，看石窟的时间断断续续，师兄师姐比我看得多。1978年“文革”结束，我回到央美读研究生。金先生第二次成为了我的老师，研究生时期的一个主要经历是到石窟和佛寺去参观和实习，去了云冈石窟、新疆克孜尔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等处。我在克孜尔石窟待得时间比较长，那里好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我真正体验到佛教艺术的魅力。

记者：在回央美读研之前的7年，1972至1978年，你一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

巫鸿：其实，我在“文革”有一段很不平凡的经历，我在1969年被打成了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住过牛棚，被审查批判。最后与别的学生一起被送到河北宣化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那里劳动长达三四年。1972年之后，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大学生被分配回来工作，我和几个同学糊里糊涂被分到故宫这非常好的地方。

记者：能分配到故宫，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你主要做哪块工作？

巫鸿：其实，实际情况未必是大家所想象的（笑）。我在故宫的第一年的任务是“站殿”，就是看管展览厅、清理展览的柜子、扫地擦地等工作。当然“站殿”也算是个学习的机会，比如当时有个“近百年中国绘画”的展览，我每天擦陈列柜的玻璃，对每张画的绘画内容、题款、印章、纸等等都产生了难忘的印象。也算是个特殊的学习经验吧。经历过站殿后，我先后进入书画组、金石组工作，在金石组我研究铜器和石刻，手里可以拿着铜器反复研究，感觉和看照片很不一样。这些知识最后都融汇在一起，对我以后做研究很有帮助，可以说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