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选调生“火箭提拔”：应届毕业生半年成为副县级

2013年08月01日 08:11
来源：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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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蛋，现实是石头”

“一切的未知都被生活加上了最好的注脚。无论曾经对生活勾画过多么美好的蓝图，现在的生活环境都与之相去甚远。我最终成为一名偏远山区的选调生，走进了这个听起来很‘华丽’而实际上难以言说的官场。我是否真的还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四川省2011年选调生、工作在凉山州美姑县的毛冬梅在经历选调生活6个月后，写下了这段话。

虽然选调生戴着“培养党政后备干部”的光环走向基层，但从中还是流露出生活的苦涩。这在选调生中不是个案。

广西2007年选调生、现任百色市田阳县妇联副主席张星回忆说：“从北京到南宁，从南宁到百色，从百色到田阳，每走一步，心凉一截。”与张星有着类似感受的人有很多，清华大学毕业生、甘肃2011年选调生蔡程程就是一位。

在前往工作地甘肃武威市之前，蔡程程有很多心理准备，但当她坐了七八个小时汽车，一路颠簸满身尘土来到武威时，东部与西部巨大的反差还是让她流泪了。“为什么选择西部?”这是包括蔡程程在内的每个清华选调生都曾经历过的选择和追问。

因此，如何尽快实现从“学生”到“公务员”的转变，在复杂的基层成长，是每位选调生必须经历的“蜕变”，是摆在选调生面前的一道难题。贵州省普安县江西坡镇党委副书记冯全军说，选调生大多是从繁华的城市来到乡镇，这会让刚来的他们觉得有很多委屈和无奈。

对于这种现象，湖北省仙桃市委组织部部长夏锡璠分析认为，指导思想决定心态。选调生如果认为自己属于特殊群体，就一定想得到特殊收获;当你没有得到特殊收获时，心理就会失衡;心理失衡，工作状态就变差;工作状态一变差，到哪里都工作不好。这种关系是连环的，是相互延伸的。贵州省对85位选调生的调查显示，有22%的选调生对工作环境曾感到过失落。但从调查来看，只有8%的人认为，工作环境差会影响工作状态。

本刊记者通过梳理实名制选调生QQ群和采访发现，当选调生遭遇成长“天花板”时，他们普遍存在三种心态，即急功近利、愤世嫉俗、过于理想化。一份针对某省368名选调生心理困境的调查显示，41%的选调生最关心的是上升空间;28.5%的选调生表示，他们的最大心理压力和困境是对前途的迷茫和担忧。

QQ群里对提拔的讨论，也反映出选调生对提拔制度的渴望和不满。不少选调生对焦三牛等“火箭升迁”的年轻干部尤为关注。急功近利、过于理想化的心态还造成选调生在基层坐不定、呆不住。有选调生表示，一些人短期内看不到提拔的希望，就花费大量时间在准备考研、考国家公务员、联系调动等出路上。

毛冬梅曾这样感慨说：“现实是个石头，理想是个蛋。当理想被现实击碎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机会去尝试。”当他们青春的年轮经历基层岁月的打磨后，留下的是对理想和未来更平实的解读。

面对理想与现实、扎根与外调的多重选择，一位西部选调生这样说：“关上一道门的同时，肯定会打开一扇窗。”

延伸阅读

选调生工作的3个阶段

探索阶段(1980年——1985年)

选调生工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5年，后因“文革”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中组部设立青年干部局，选调生制度被重新拾起，选调生作为干部“第三梯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上日程。1980年，16个省开始试点选调生工作，1983年8月，中组部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选调生选拔，至今正好30年时间。从1980年到1985年，中组部在全国组织选调了约127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

调整阶段(1986年——1999年)

随着社会各界对选调生工作提出一些质疑，1986年开始，选调生工作进入暂停和调整阶段，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文件都在对年轻干部的培养进行探索。1999年，中组部决定全面恢复选调生工作，新的选调生工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指定”选调、“戴帽”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到基层工作锻炼，也不再与提拔必然挂钩。

制度化阶段(2000年至今)

2000年中组部等部门下发通知，对选调生的地位、意义及其作用进行了重要阐述，选调生工作进入规范化操作阶段。从2002年起，中央党校开始举办选调生培训班。2010年，中组部第一次阐明，要建立来自基层一线的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经过不断完善，选调生培养已有了较为系统和规范的培养机构、内容和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省份开始进一步完善选调生工作，比如山东省，从2013年开始，山东省按照选调生的标准条件和程序，选调优秀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在村服务满2年后，经考核考察合格，录用为选调生;不再直接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开展选调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