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与我

20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日子。英国《经济学人》6月26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共100年令中国实现历史巨变」（引自2021年6月26日《参考消息》）。值此历史时刻，以一段文字《一百年与我》将党的恩情铭记于心。

一九七七：命运转折点

从「1921年开天辟地大事变，1927年南昌起义第一枪、井冈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4年万里长征，1937年浴血奋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人民翻身做主人，1950年抗美援朝，1954年颁布第一部宪法，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第一辆汽车下线、第一架歼击机首飞成功，1960年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70年东方红一号，1974年核潜艇入列，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2001年加入WTO，2003年中国人首次进入太空，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到「全面小康，中国梦，伟大复兴，......」，回顾、历数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总让人心情澎湃不已。

对我来说，1977年的恢复高考，是我人生中一次空前绝后的转折点，改变了我的人生，以及若干人的命运。我想，在百年历史中，一九七七也不应该是微不足道的。

我出生在1960年。有着那个年代的先天不良 —— 以我脚的尺寸来看，长个185CM的个头应该不成问题，但实际上仅仅只有170、即使在1980年代也是个「半残废」的身高范围，而且身子骨也很单薄。

1968年入小学。1977年上半年高中毕业。我父亲年轻时在新汶工作、母亲在淄川的一个人民公社办的铁木业合作社工作，虽然户口是城镇人口，但一直跟着姥爷姥娘在小山村生活，所以，9年半（5+2+2、加上一次学制从年初改为年中多了半年）的基础教育，小学和初中是在村办小学、高中是在公社农中接受的。

高中毕业后，就应该上山下乡了。但父母想让我尽早参加工作，分担家里的生活负担，所以就先在一个野外钻探队干了一段时间临时工，后来就去了一个坐落于乡镇上的市属集体企业当学徒。做临时工期间，隐约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随着党中央、国务院恢复高考决定的正式宣布，父母就支持我辞了临时工、抓紧复习。

多亏了母亲的初中老师帮我找到了一本济南二十二中编写的辅导材料。记得那本辅导材料，就类似于一本《手册》，把高中阶段的各科的知识点都归纳了出来。拿到手后，也很犯愁，估计「很多要点能认识我、但我却不认识TA们」，所以，又得去找老师请教。自己的高中老师（我的老师参加当年和次年参加高考的，只有一位考进了大学），也含含糊糊，无奈只能去县城求师。越复习心里越感觉没有底，不知不觉就到了考试的日子，进了考场，对着卷子也是很多懵逼。

考试之后，不像现在的考生焦急的等成绩。一是心里对自己的成绩没有底，二是那时候对恢复高考后的招生政策也不明白。没过多少日子，就去工厂上班了。高考的事也就忘在了脑后。突然有一天，通过报名地的公社传来了消息，进入了1:1.2的体检名单。

体检后，确实有一点焦急。但后来也一直没有音信。因为学徒也很辛苦，慢慢地又忘了高考这事。春节后的一天，我母亲托人捎口信说，发了入学通知书啦。当年下班后，骑上自行车就往家跑。

如果不是1977年的高考，我或许在那个集体企业继续学徒、做工人，不过，在1982年我大学毕业那一年，这家企业也因为另一家企业「以消灭竞争对手为最终目的的兼并」而停摆、绝大多数工人自谋职业去了，其中我的师傅，也早早地回到了山区的老家。1982年，我应该是22岁，成家立业的年龄，会成什么样的家、立什么样的业呢？时光不会倒流、历史无法试过重来，无法想象。

难忘一九七七，正是恢复高考的英明决定，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甚至相信，没有那次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就很难说会有日后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腾飞，或者说，腾飞的日子可能要延后若干年，因为从1977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为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亿计各种层级的劳动者。

亲历“新型政党制度”

进入职场后，我是新型政党制度的亲历者：1992年加入九三学社；1998年至2018年，我在省政协委员队伍里待了20年；2002年至2017年在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员会的领导班子里待了15年......以参政党成员的身份、以参政党省级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身份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运行机制和优越性。很多年轻时的中共党员同学和同事，在后来的日子里也都与我在各种形式的政治协商中偶有相遇，都为这种“新型政党制度”而感到自豪。

90年代末期，国家大力治理各种乱收费。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隐蔽性较高的乱收费项目。我以工商税务部门的IC卡乱收费为线索，提出治理意见后，经有关部门报送中央和省领导都对此作了重要批示，有关部门颁布了有关规定、法规，这些“乱收费”及时得到了制止，减轻了个人和企业的负担。

2000年就提交“加快培育社会信誉和信用”等两份提案，促进了对法人信贷信用实行统一登记管理制度的实施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省信用体系建设。之后，因为意识到政府的示范和榜样作用，将呼吁重点转向了“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基石，没有政务诚信就没有社会诚信”。后来，山东省第九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诚信山东’建设，以政务信用为关键、商务信用为重点、社会信用为基础，建立和完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

2004年，我对政协委员讨论“两院”报告时“自说自话”、没有法官和检察官听取意见的形式产生了看法。经过了解，历年来都是这样，并且全国两会也是如此。于是，提出了一份“建议省检察院、省高院派员参加政协‘两院’报告分组讨论”的提案。但到了提案立案审查环节，提案委谨慎地认为，以委员来信的方式转交省“两院”比较好。2005年，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省高院、省检察院的负责同志，走进委员分组讨论的现场，面对面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建议。次年，我再一次建议《把“两院”派员参加政协委员分组讨论的形式固定下来》，省政协办公厅和两院做了安排，实现了人民政协历史上一次制度创新。

……

每个人与1921-2021的一百年都会有不同的交集。在不同的重要时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经历印记。我肯定是不能亲眼目睹第二个一百年的庆典，但我衷心祝愿第二个一百年时的中国更加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