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改革进行时：下好“当头炮”再啃“硬骨头”
等待观望要不得
简政放权本身是改革,以此激发出来的改革精神,其意义远超简政放权本身。对基层来说尤其如此。
我们看到,各地在承接上级简政放权的同时,都在大刀阔斧精简审批事项:济南市行政许可事项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数量最少；青岛与全国同类城市相比,同类审批事项最少；莱芜清理幅度达到80%……
更令人欣喜的是,各地改革远超简政放权本身。德州去年摘掉77家违规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官帽子”,搬掉了他们的靠山；胶州市工商局敢于创新,大胆突破,推出集中经营地一张消防、卫生许可证制度,让220余家无照经营户转身成为合法经营户,并推出个体户转型升级登记办法,让26家个体户转型为企业……
然而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此次改革大潮中,有的地方和单位却在等待观望,不在状态。
这是记者听人转诉的一份“投诉”:我省实行工商“30条”,降低企业注册门槛,实行宽进严管,可有人按照“30条”去注册企业,地方工商局却将人拒之门外。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处处长邹兴祖说,这固然与个别工作人员不作为有关,但也要看到,我省工商注册改革先走一步,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跟上,束缚了工作人员的手脚。
深圳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市人大充分利用中央部门的赋权,及时出台有关法律规定,全程保障改革。这与深圳的特区地位有关,不是一般地方能比的,但我们也要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和工作,报请修改有关法律法规。据悉,省工商局正在准备这项工作。
省发改委体改处处长孟庆立对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一项投资的审批权下放到县一级,某县一个项目在当地通过审批后,去银行部门贷款,对方不认可县级批件,不给贷款,直到拿到省发改委的批件,才解决了贷款。
珠海市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每出台一项先行先试的改革措施,都由市里出面协调各部门一体联动,相互配合,整体推进。孟庆立提醒,审批权下放尤其是下放到县一级,是大势所趋,社会各方都应做好准备,积极配合。
全面深化改革更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通过调动基层改革的积极性,实现上下联动,共同推动。重心转向服务和监管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最终都指向政府职能转变。对地方政府来说,职能转变指向何方?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我省在这方面取得不菲成绩,但在一些领域仍有缺位现象。
山东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清津的一位朋友,要在某地开一家饭馆,面对个别单位“不送礼不给办事”的现实,这位朋友声称不给任何部门送礼,看看到底能不能办成。一家职能部门验收时,不是把不合格之处全部告诉店方,而是每次只指出一个,折腾了三四个月才过了关。
张清津说,个别单位离“服务”还很远。在世界银行关于全球营商环境的评价中,香港连续两年排名第二。香港为客商提供优质服务的经验是,首先最大程度上减少注册登记事项,以此减少公职人员的寻租、卡脖子行为；再就是依靠明晰公正的法律,约束公职人员行为。
只有进行有效的监管,才能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环境,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但当前有的部门却存在一种“偏沉病”:重审批轻监管。企业通过审批千难万难,一旦通过,则一马平川,很少有人管；在这个过程中,有关部门以高门槛的审批,将一些市场主体拦在门外,也就省去了监管的劳动量。
山东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认为,当前我国很多产业产能过剩,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在审批过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缺乏监管,致使企业变更产品生产。当前在土地领域也存在这个问题。张卫国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处处长邹兴祖告诉记者,我省下一步将实行的工商注册“先照后证”,将从制度上保证这种有效监管。邹兴祖说,所谓先照后证,就是企业先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先干起来,然后再到相关部门办理行政许可证。这种制度设计,将倒逼这些部门改变观念,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监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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