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报告：城管部门成最不受信任国家机关
对政府部门的信任有待提高
杨森虽然丢了自行车，对2013年的治安状况的评价也一般，但对未来的治安状况还是表示会“变好”，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治安状况一年比一年好。
因此，当被问及对公安局/派出所的信任情况时，杨森表示“比较信任”。
如果把公安局/派出所、工商税务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信访部门、城管部门、法院这些国家机关放在一起，问最信任哪一个？
杨森的答案是“法院”。
年度报告显示，将近六成受访者很信任或较信任公安局/派出所，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很信任或较信任法院，受访者对城管部门的信任度最低。
与2013年不同的是，2012年，受访者最信任的国家机关是法院，共计超过5成的受访者表示很信任或者较信任法院。而城管部门连续两年成为受访者最不信任的国家机关。
课题组成员、社科院社会发展院助理研究员张蒽在发布会上表示，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还有待提高。
李汉林此前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对政府的信任度，是受访者对政府执政能力与自我治理的主观感受，是对政府所作的一些相应制度安排的评价。
李汉林解释说，这种评价会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既可能是造成人们对社会环境不同主观感受的一种原因，也可能是这种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果，是观察社会变化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
法律是个人福祉最主要保障
杨森学的是工科，初到北京发展时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3年前跳槽到现在的公司。
杨森不爱折腾，只要公司给的待遇差不多就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有时候想不想跳槽不是劳动者单方面决定的。
他曾经的一位同事因为打听公司的薪酬，结果被解职，理由是违反公司规定。虽然这位同事后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己的权利，但这对大家的影响还是不小。
杨森较不满意法律对个人劳动分配权利的保护，因为“劳动者太处于弱势地位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成本又太高”。
课题组在调查法律对个人劳动分配权利的保护时，将近两成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另有超过四成受访者表示“一般”。与此相关的是，将近四成受访者认为未来这种情况“会变好”，另有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没变化”。
在被问及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状况时，有三成受访者表示“满意”，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一般”。有四成受访者认为“未来会变好”，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未来没有变化”。
再被问及法律对家庭财产的保护状况时，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一般”。将近四成受访者认为“未来会变好”，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未来没有变化”。
对此，吴建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对微观个人福祉而言，法治保障的影响力最大，这说明法律对公民人身安全、财产和公民权利等的保障，被认为是个人福祉的最主要保障。
社会发展可能面临拐点
李汉林院长在发布会上表示，2013年的调查中，课题组发现人们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公平公正。
对于未来社会公平公正状况的评价，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但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变化。
李汉林说：“在1987年我们做的一次全国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中，我们发现，那时候人们最不能满意的是物价上涨。”
李汉林表示，这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追求也会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课题组认为，这种变化体现在三个转变上：公众的重要期盼，已经不再是基于温饱的点点滴滴，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公众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国家宏观的形势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上；公众的重要诉求，主要放在关于民生的基本问题上和自身权益的保护上。
李汉林认为，这些似乎可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从社会发展的低收入阶段提高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群众的温饱和收入增长，而是越来越多地考虑其他更高层次的参与、权利和生活品质的需求。
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里，公众的诉求可能更多地会关注自身权益的保护，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对公共事务参与表达出强烈的意愿等。
李汉林表示，正确把握社会发展阶段和人们的主要诉求以后，有利于准确地调整社会政策，制度安排才能有的放矢。(法治周末记者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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