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口罩村忌讳跟雾霾扯上边:最讨厌被说发国难财
话语权
先人们恐怕无法想象陈村会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复兴。短短20年间,大店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口罩生产基地。大店最早做口罩生意的是现年77岁的姜以习。1988年,姜以习去兰州走亲戚,发现在那个风沙肆虐的西北城市,口罩几乎是出门的必需品。一只普通的棉布口罩售价是一块钱,最高能卖到3块。回到山东,他打听到口罩的进价只有两毛。姜以习的口罩生意从贩运开始,很快他又发现,这行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于是买来机器和原料,跟老婆孩子一起在家里做起口罩来。
但他的晚辈、口罩协会会长姜秀彬并不承认姜以习的创始人地位。在他撰写的一份材料上,第一句话就是“大店村口罩业起源于1992年”。那正好是他姜秀彬进入口罩产业的年份。“没必要提他(姜以习),”姜秀彬说,姜以习的作用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活可以干”。“现在的成果跟他没关系。他是关门自己做,后来看我们都做,就有点心理不平衡。他那个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没有商业眼光。”
显然,姜秀彬对姜以习被视为大店口罩鼻祖一事颇耿耿于怀。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媒体启发了姜秀彬的话语权意识,那就是历史固然重要,而对历史的解释权更为重要。那么每一次在媒体上的亮相,都是重新定义口罩村历史的大好时机。
口罩协会成立于2004年。此前一年的“非典”让大店村名声大噪,口罩业迎来爆发式发展,村里生产口罩的厂家从23家一下增加到八十多家。协会成员基本由骨干企业主组成,且同时多为村委会成员,“无偿为村人民服务”。姜秀彬介绍,村民可以从协会免费得到市场上的新样品。而对于村民来说,协会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提供贷款担保。
我问姜秀彬,有没有不参加协会的企业,“我想除非他脑子坏掉了,我们都是无偿服务。”他有些轻蔑地答道,“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不参加的,不依靠集体是绝对不行的。”现在,大店村800户居民中的三百余户都开起了口罩厂,全村95%的人口的生计与口罩相关。
“除了学生和小孩,所有人都在做口罩。”姜秀彬说,这个产业不需要力气和高科技,手能动眼睛看得见就可以做。全村没有闲人,老头老太们过去在街上遛达,现在全进了厂子做工,一个月下来就能挣两千。就在他处老人颐养天年之时,他们在大店村的同龄人正为家庭创造不菲的收入。
每月两千的工资,实际上可以招到更年轻的劳动力以提高生产率,但这正是口罩村的无奈之处。受制于远离城市的地理因素,大店很难从外面吸引年轻人过来工作,不少人把分厂开到了邻村。
新秩序
中午11点多,我们在护院的牧羊犬慑人的嚎叫声中走进“梦思得”口罩厂。这里正在生产绣有海绵宝宝、青蛙王子和熊出没等动漫图案的口罩。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太太负责将成品套在纸壳上装进包装袋,10秒钟一个。她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姑娘正在用高速缝纫机完成包边。孙伟(他是大店村的女婿)介绍,他这里每天能做3000只口罩。现在是淡季,厂里有20个工人,多的时候能达到40个。
工人们都是同村的乡亲。我们的到来对他们完全没有造成影响,他们保持了一种纪律式的安静,每个人都认真(或者假装认真)忙于自己手头的活计。至少在态度上他们是职业的,虽然他们都没有戴手套(或许是因为影响手感)。到11点半,所有人又像定好的闹钟一样,在一分钟内陆续停下来,午休时间到了。梦思德口罩厂不提供午饭,工人们需要在一个半小时里回家、吃饭(或许还得做饭),然后回到岗位上。
无论从格局到村民,大店都已经很难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村庄的定义。从村口那个巨大的金色隶书招牌进来,空旷的主干道以及大小不一的厂房(当然也是他们的住所)构成了一种工业时代的秩序感。但他们的田地还在,小麦正无精打采匍匐在地,等待第一场冬雪的降临。大店人并未抛弃农业,即便是姜秀彬会长,也说地还是要种的,因为“农民的本职不能忘”。姜秀彬说,这里的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往外出售呢。
但他也承认自己差不多从涉足口罩业开始便没再下过地,他甚至记不清家里土地的确切面积。如今,收割机能在一天之内割完全村的麦子。所以,是机器在帮助大店村人履行农民的职责。村民之间——按照姜秀彬的话是“一家人”,则在20年的口罩业发展中变成了商战中的同行,或者是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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