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耗时75年求解“幸福密码” 追踪268名精英
原标题：耗时75年花费2000万美元 追踪268名哈佛精英
哈佛求解“幸福密码”
什么是幸福？幸福历来被认为是一种难以捉摸和转瞬即逝的东西，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连试图追求幸福都是徒劳之举，有人这么说过，“幸福就像是一只蝴蝶，当你对它紧追不舍时，你总是无法将它掌控，但如果你安静地坐下来，它或许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那么，关于幸福，是否存在着一个通用的方程式？如果它是由爱、工作和心理调节组成，那它们的配比各是多少？
在长达75年的时间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着一项名为格兰特研究的项目，推算着“幸福”。
这是一个堪称幸福的人生，也是格兰特研究中一个堪称完美的幸福样本，他的编号是47：他很富有，年轻时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现在他已经活到了80多岁，很少到医院就医；他的妻子患过癌症，但已经康复，仍然陪伴在他左右；他有两个出色的子女，还有孙子和孙女。
但他经过了什么样的波澜？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有没有什么经验之谈？我们能否借鉴一下？据报道，格兰特研究积累的数据可谓丰富：从在学校内尽情闲聊的日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经历结婚和离婚，在职场上晋升或失败，一直到退休——268名研究对象一直在做着健康检查、接受心理测评，答复问卷调查，并且坐下来接受面谈。而从1967年开始，美国精神病学家乔治·瓦利恩特开始担任研究负责人，他既是调查者，也是分析者。现在，仍然活着的一小半受试者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瓦利恩特本人也已经是79岁高龄，因此对格兰特研究以及瓦利恩特本人的一生进行总结，时机都已经到了。
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约书亚·沃尔夫·申克就是进行总结的这个人，他也是接触到格兰特研究档案的首名记者，最近，他对该研究项目以及瓦利恩特进行了探寻。
>>缘起
试图分析塑造“正常年轻男子”的心理因素
从一开始，格兰特研究就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冒险：20世纪30年代，在哈佛大学负责医疗服务的阿里·博克与他的资助人、百货业巨头威廉托马斯·格兰特一起构思出了这一项目。1938年9月，博克撰文指出，医疗研究给予了患病者太多的关注，仅仅把身体划分成症状和疾病，通过显微镜研究人体，无助于探寻更紧急的问题——如何幸福地生活。他的研究将动用一批在校大学生，以分析塑造“正常年轻男子”的心理因素。他对正常的定义是：“通常被称为成功生活的情感和生理因素的结合体。”
博克召集了跨越医药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一支研究团队。结合健康数据、学业记录，以及哈佛各学院院长的推荐，他们筛选出268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1942、1943和1944年毕业的学生，并利用各种可用的科学工具、对他们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测量。在一次家访中，社工甚至将受试男孩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不仅问到了他什么时候停止尿床、对性的知识从何而来，还询问了他的父母以及其他亲戚的病史和社会史。男孩还提交了书写样本，并与精神病学家频繁面谈。他们还脱光衣服接受测量，研究人员还对他们进行“人体测量学”分析，这是一种所谓的“颅相学”，据说能够从身体比例看出一个人潜藏的性格。
1942年，博克接受哈佛大学校刊采访时说，他有关成功男子的研究旨在缓解“全球层面上的不和谐”。格兰特研究早期研究的一份文件称，该研究未来成果的重要性将堪比苏格拉底、伽利略的成就。但实际上，早期研究的实用性很令人意外——研究人员将这些研究数字借给美国军方，用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挑选军官。
>>波折
过于宏大，换了好几拨资助者，险些无果而终
事实上，科学研究的资助者总是很想快点出成果，没有精力长期与科学家耗着，因此大多数研究都会无果而终。
而格兰特也不例外：他坚持了大约10年——出钱让研究人员们每年邮寄详细的调查问卷给受试者，定期举行案例研讨会，并且出版了雪片似的研究论文和好几本书籍。终于，他不再给研究团队寄支票。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研究产生了兴趣，向一位名为玛格丽特·兰蒂斯的人类学研究者提供资金，继续追踪受试者，当时绝大部分受试者仍在配合研究。
但到了50年代中期，研究已经难以维系。研究团队被解散，仅有一名哈佛心理学家查尔斯·麦克阿瑟在继续该项目，调查频率锐减到了两年一次，其中部分问题涉及吸烟习惯和香烟品牌选择，原因是项目的资助者换成了美国烟草行业巨头菲利普·莫里斯。
似乎，这项人类史上“时间最长的研究”就要结束了。
但纵向研究就像红酒，越陈越香。随着格兰特研究的受试者进入中年，他们中许多人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时已经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受试者也都已经40多岁。调查样本中有四个人在竞选参议院议员，一个人服务于总统内阁，还有一个人成了美国总统。
在炫目的成功下面，也掩藏着黯淡的人生。早在1948年，受试者中就有20人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疾病困境。到50岁时，大约三分之一受试者曾在不同时段接近瓦利恩特提出的精神疾病标准。
在这些哈佛精英的笔挺外套下，跳动着一颗颗备受困扰的心脏。这种状况完全出乎博克所料，20世纪60年代，他曾说：“我挑选他们时，他们都是正常的。一定是精神病学家们弄错了。”
>>人物
终于有幸找到了一个能讲故事的研究者
博克最终认识到，这不是一项简单的自然科学实验，而是事关成功人生定义的长时间研究，因此，要想让这项研究焕发生机，就需要借助讲故事的方式。
好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格兰特研究计划终于有幸找到了这个能讲故事的人——乔治·瓦利恩特。瓦利恩特出生于1934年，他的父亲克拉普曾是一位热衷于阿兹特克文明的考古学家，在他两岁时，父亲放弃了成为“印第安纳琼斯”（电影中的探险人物），穿上了西装，先后担任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主管。
据瓦利恩特回忆，父亲是一个成功人士，从未表现出一丝疑虑或者压抑。然而在1945年一个星期日的下午，44岁的克拉普在午睡后离开了位于宾州的家，再也没有回来。妻子在一个水塘边发现了他，他身边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子弹从口中射入。
瓦利恩特当时只有10岁，几年后，一个邮包带来了克拉普的哈佛大学毕业25年同窗联谊纪念册，瓦利恩特花了好几天细细翻看，从图片和文字中探寻当年的大学生如何变成了47岁的成年人。从事纵向心理研究的种子从此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他后来也上了哈佛大学，毕业后又在被誉为“通往弗洛伊德的殿堂”的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所深造，研究如何接近人生真相。
>>成果
人生成功要看如何应对困难，而“幸福就是爱”
1967年，也就是参与格兰特研究的哈佛大学学生返校参加毕业25周年活动的那一年，33岁的瓦利恩特决定，他将把余下的职业生涯全部用来追踪这些受试者。他所关注的不是这些人遇到了多大或者多小的困难，而是他们如何应对这些困难，以及达成了什么效果。他所用的主要阐释工具是心理分析术语“适应性”，即对痛苦、冲突以及不确定性的无意识反应。
“适应性”在心理学上也被称为“防御机制”。瓦利恩特解释说，防御是人类最基础的心理过程。比如说，当我们受伤时、伤口的血液会迅速自动凝结，防止我们流血而死；而当我们遭遇心理挑战时——大到母亲去世、小到鞋带断了——防御机制将伴随我们度过情绪沼泽。
瓦利恩特将防御机制从最劣到最优分为四等。位于底端的是最不健康的，也就是“精神病态的”防御机制，比如偏执狂、妄想狂。
比这高一级的是“不成熟”，包括被动攻击，忧郁症、心理投射、幻想等。
“神经质的”防御机制在“正常人”中非常普遍，包括“理智化”、“情感分离”、“压抑”等反应。
最健康的、也就是“成熟”防御包括利他主义、幽默感、合理期待（对未来的不适有所预见和准备），压抑（自觉推迟对冲动或冲突的注意，留待状态好时解决），以及升华（找到情感出口，比如在运动中释放攻击性）。
瓦利恩特认为，适应性由过往的痛苦经历唤起，终生都会发挥作用。
以参与格兰特研究的两个人为例，他们分别被化名为“古德哈特”和“塔里顿”。两人都在担惊受怕的环境中孤单地长大。古德哈特出生在蓝领家庭，父亲顽固不化、嗜酒如命，母亲则非常胆小，焦躁易怒。塔里顿的家庭比较富有，在郊区长大，但他同样有个酗酒的父亲，母亲则患有严重忧郁症，令他很担心她会自杀。古德哈特后来成了民权领域的全国领袖，被瓦利恩特称赞为善用“升华”和“利他主义”的“成熟防御机制”大师。
在接近50岁时，古德哈特被格兰特研究项目评为在心理调适方面做得最好的前五名。而与此同时，塔里顿的排名则落在了最后五名。他是一名医生，离了三次婚，习惯用酒精和镇静剂麻醉自己。瓦利恩特评价，塔里顿习惯“分离”和“心理投射”反应，也就是“精神病态”和“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塔里顿53岁时，由于滥用药品恶习复发，他自杀了。而古德哈特活到了70岁。
瓦利恩特的研究一直持续到研究对象90多岁，并得出了带来了一些关于“老年”的新发现：我们的人生在晚年也会继续发展，并且通常变得更加丰富。虽然研究对象千差万别，但瓦利恩特说，这个为期75年，耗资2000万美元的研究指向了一个只有五个字的简洁明了的结论——“幸福就是爱”。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李珊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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