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等多地政府放权提速 企业：改革感受并不明显
社会组织：盛名难负？
政府放权后，放下去的管理和服务谁来做？在本次国务院放权的方案中，在主张把行政权力交还市场的同时，此次改革还提出了，把部分社会管理职权下放给社会组织，“老百姓的事让老百姓自己来管”。
在新的一轮放权中，各种社会组织表示出了最大的诉求。其中，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各种行业协会表达出对承接政府职能的最大意愿。
浙江省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会长李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要把一些职能转给行业协会来做，才能真正实现“内行管内行”，对企业的管理将会更具体、更细致、更有针对性。
不仅如此，诸如汽车行业协会等组织及相关人士也于近期频繁发声，表示希望承担更多职能，发挥更大作用。
尽管各种社会组织在对政府和市场职能的“补充”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官办色彩浓厚和管理水平低下是目前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组织的主要问题，这制约着社会组织真正有效地发挥其效率。
刘蔚（化名）在深圳负责一家服务于孤寡老人的非企业单位，采访中，她并不愿意透露机构和个人的姓名，原因是目前这一行的服务单位大多有官方背景。尽管如她一样的许多民间组织有意愿承担更多的服务项目，但在与其他“有背景”的团体的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这一现象在与经济息息相关的团体中更为明显，部分基金会、行业协会、社团法人等不仅具有深厚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其经费和工作人员更大多来源于政府相关渠道。
刘蔚称，部分团体甚至成为官员“关系户”的接纳地，结果是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与办事效率。不仅如此，类似交通、商贸等重点领域的大协会均依附于官方背景，且成为行业大企业代言人，利益色彩浓重。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近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个转变的根本途径，就是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宋晓梧认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在社会组织形式方面，各种社会组织虽有较快发展，但管理方式相对滞后，至今仍然是以行政关系为纽带加以维系，行业协会以及其他应当由市场主体自行组织的社会团体“官办”色彩浓厚，就是典型例证。
“合乎逻辑的推理应当是实行政企、政社以及政府机构与社会中介机构的分离。”宋晓梧说，必须从市场主体组织行为的角度定位行业组织，不能再把行业组织作为政府的附属物。
宋晓梧认为，如果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仍然是“官办、官管、官运作”，其作用不过是政府职能的延伸，那么政府就是变相在管那些“管不了的事”、“不该管的事”，可能累死不讨好，更严重的是为广泛的钱权交易埋下伏笔。可以说，没有规范的市场主体组织行为，政府转型难以到位。
此外，各种社会团体普遍存在的另一问题是整体素质偏低。河北一名钢铁企业总经理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地某些协会并不具备相关的组织和服务职能。“他们日常的工作更多的是服务于政府某些部门以及组织一些毫无意义的活动。”
而在社会团体看来，资金是他们最大的瓶颈。刘蔚称，在一次行业协会交流上，全国多个协会的负责人均表示资金链紧张，这导致其独立性和办事效率都受到影响。在新的一轮放权中，即使有意承担政府更多的职能，从观念、规模及素质方面也难以满足社会需要。
“在政府放权的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自身的一次整顿，这个过程必须同步。”刘蔚说，深圳许多有此共识的行业协会已经在践行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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