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大桥建成7年未通车 居民出行靠摆渡
山西煤改过后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外，发生在山西煤改过程中的民营煤企与国有煤企的并购战，也让统一市场欲说还休。
山西煤改过后，吕梁大部分煤矿被收为国有，但和全省其他地市相比，吕梁留下的民营煤企数量依然最多，这又与吕梁民营煤企整体实力较强有关。
而民营煤企为了不在煤改过程中被吞并，也只有不断壮大自己才能生存。以柳林联盛集团为例，它在煤改过程中疯狂收购了十余座煤矿，其中也不乏无法生产的矿井。
尽管由国有煤矿整合，有利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但与当地民营煤企相比，仍存在不少的差异。除了民营煤企能为地方政府贡献更多的税收外，亦与民生有关。
据本报记者了解，出于本地人回报家乡的考虑，大多数民营煤企都会雇用本地人来矿上工作，逢年过节也给村民送上米、面、煤，甚至修路、修学校，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
而国有煤矿进驻以后，由于国企摊子大，负担重，原有的矿井已经无法维持现有人员的开支，开辟新矿后必须带着老员工一起来，这也影响到当地的就业。
对于国企大批进入，吕梁市曾专门召开会议，恳请国企能多点担当。尤其是在遇到因煤矿开采导致的地质灾害问题时，一定要多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考虑。
吕梁某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煤炭局长告诉本报记者，其时为了保住该县一大型民营煤企，除去企业自身四处奔波找关系外，该县包括县长在内的多位领导，均跑到了太原四处活动。
“难度很大，一方面要说服煤炭厅等相关政府部门，另一方面还要说服有意收购本地煤矿的那些国有大型煤企。”上述煤炭局长说。
而一些眼看保留无望的煤企，只能在收购价上做文章。“投资两三个亿的煤矿，国企收购时只肯出不到1个亿甚至几千万，叫人怎么接受？”提起当年被收购煤矿时的情形，山西汾阳一位前煤老板说。
据上述煤老板介绍，面对强势的国企，民企能做的并不多，通过一些利益输送，尽可能地多回笼一些资金，成了众多煤老板的无奈之举。
本报记者在吕梁采访时，当地另有煤炭局人士在向本报记者介绍完企业分布情况后无奈地说：“对于国企，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平时的监管也只是例行公事，话一说重企业直接就不理会了。”
煤矿所在地的村民也颇有微词。“以往民企在时，赚了大钱的老板会在物质上尽可能地满足村民，但现在国企来了以后在这方面也无法满足村民。我担心以后村矿矛盾会是大问题。”上述吕梁某县煤炭局人士说。
隐形门槛
阻挠统一市场的还有各种隐形门槛。
一家广州的民营水污染处理公司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尽管国家打算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但民营企业很难分享到这块大蛋糕。
“我们有技术，也能融到资。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这个市场？”上述负责人出具了一份投资公司提供的30亿元资产证明。这家投资公司有意愿对他的环保公司注资，但问题是，目前市场并未真正开放。
拦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门槛就是“资质”。该负责人表示，在政府治水项目的招投标中，资质往往包括企业的注册资金及有多少名注册工程师。“但这些工程师仅挂名1年就要10万元，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去够得上这些标准。”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教授陈耀对本报记者表示，资质确实困扰了许多企业。比如在建筑市场，很多企业没有资质又想做工程，就会去租用“资质”，通过各种办法比如将某企业挂在该企业的名下，以使之够得上资质。
陈耀举了石油领域的一个例子。相关政策规定民营企业可以进入这一领域，新疆某一家民营企业斥巨资在国外买了一个油田，但采过来的油气无法进入国内市场。
原因在于，国家政策规定，炼油工作必须由有资质的企业来承担，符合资质的只有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这意味着前述民营企业的客户只能是中石油、中石化，但这二者本身就有自己的油气来源，不需要从别处购买。
“这就是民营经济的‘玻璃门’。”陈耀说，这种“玻璃门”在多个行业广泛存在。
隐形门槛之外，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已出台了禁止地方保护的管制条例，但实际上目前地方壁垒仍不同程度存在。
“不用说，汽车、烟草、酒类，这些产品地方政府肯定是用本地生产的。”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对本报记者说，除非特殊情况，地方政府都会优先使用当地企业的产品。
以LED行业为例，目前LED行业没有国家统一的标准，而各地的地方标准更像保护本地企业的围栏。
一名LED资深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大部分省份的LED标准是由地方龙头企业来定的，必然会倾向于对自身的保护。而地方政府为鼓励LED产业而设置的一些“标杆产品目录”则相当于购买清单，当地政府在推进照明工程时会采购目录中的产品，以实现对当地LED产业的扶持目的。
除此之外，对假冒伪劣产品、高污染类行业等问题的处理上也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彭澎表示，近年来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例，如果地方政府严厉打击，这些问题企业早该无处遁形，但这与地方利益直接相关。“尤其是地方纳税大户，地方政府出于对税收及GDP的考虑，对这些企业更加袒护。”
渐进式统一
1992年10月，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最核心的就是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
面对上述问题，陈耀表示，首先要承认统一市场并不排斥竞争，统一不是各个地方利益完全一致，不是吃大锅饭。地区之间的良性竞争有利于地区激励经济主体发挥潜能，过度竞争则会导致地方过度争夺自身利益，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等。
如何实现统一市场的目标？陈耀认为，关键是要有统一的规则。要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
陈耀指出，目前国家对企业主体规范得较好，而对地方政府则缺乏明确的法规去规范其行为。比如针对现在常见的产能过剩、投资冲动、土地财政，国家并无统一的严格的规范去明确这些行为合适与否，去指引地方政府该怎么做。
以园区之间的竞争为例，传统的通过让利优惠的招商引资方式依然存在。而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实力渐渐提高，发展空间变小，开始由招商引资转为招商选资，但是在很多西部地区，依然通过这种让利方式吸引企业，而不是以提高服务和管理、完善园区环境等方式去招商。
“应该要有一些规范，去明确什么行为是合适的。”陈耀说，“从全国统一市场的角度，总要有一些基本的规范，这个规范要考虑到这些地区之间的差异。”
当然，统一市场无法一步到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全国统一市场应先从区域性的市场做起。我国大体划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应先把各个区域内的统一市场做起来，逐渐实现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到时候才能真正地谈全国市场的统一。
彭澎认为，在区域内政策应更加平等，这样将有利于企业通过技术、管理，而不是通过特殊政策来获得竞争优势。靠政策来获得竞争优势不是长久的发展方向。产业的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需要通过技术的革新升级，以及管理水平的相应提高来实现。
陈耀表示，全国市场的统一尚需时日，统一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实现协调、走上现代化的过程。
目前，多地竞相申请自贸区试点。优惠的所得税政策似乎与国内统一市场的理念背道而驰。彭澎认为，这可以理解为鲇鱼效应。当全局改革进展艰难时，可以制定一些特殊的政策让一些地方先去改革，借以激活全局、推动大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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