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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家,留不住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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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忠高中时曾给季羡林写信 获其赞许

南都:回归大学之后,除了授课还做哪些?

钱文忠:我主要开过佛教史、梵文、巴利文、中外文化交流史这几门课,90年代后半期,我还编了《陈寅恪印象》一书,当时陈寅恪很热,港台材料还不容易进来,复旦中文系的郜元宝教授在做这个事,我就汇集了很多港台的文章编了这本书。当时编了很多书,比如庞朴先生的《蓟门散思》,他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编这些书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意识:要把学者的东西传播开去,而不仅仅是在学术界内部流传。

还有翻译层面,我还曾翻译杜维明先生的《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这本书今年再版了。这项翻译是在王元化先生的建议下做的。

应该说,离开北大前我很用功。大言不惭地说,很多人说我聪明,但是我的用功别人不知道。季先生说一个人要做学问,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就是照这句话去做的。若是笨人下聪明功夫,那就完蛋了,当时有些书为了读得仔细,整本整本手抄。一些底子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南都:你在《末那皈依》中的后记中提到,2004到2005年的心境有了变化,具体怎么讲?

钱文忠:这个变化其实是从1986我大二的彷徨到1996年我进入复旦,这就十年了;而在2005年左右,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情况完全是不一样了。很多想法更加进一步了,之前只是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后来慢慢我更进一步了,更多地去做普及的工作,更多地关注社会。

南都: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钱文忠:2004年以后,我已经逐渐在电视上出现了,之前没露过面。我的轨迹比较清楚,最早在《北大学报》等学术刊物发文章,后来是《读书》,到1996年开始在《文汇读书周报》等报纸上发文章,到2004年就走向电视,慢慢的上了《百家讲坛》。

《百家讲坛》的因缘

南都:心迹的变化,也暗含着从印度学转到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钱文忠:是的。这个我是有考虑的。在《百家讲坛》最初讲玄奘就是讲一种精神和信仰。用迷信去看待信仰没有意义。信仰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只有信仰才能产生最大的力量。2006年10月的一天,我接到《百家讲坛》执行主编王咏琴女士的电话,邀我去《百家讲坛》讲一次,题目是否可以和《西游记》有关。11月间,就正式开始了和《百家讲坛》的因缘。

当时环境是,《百家讲坛》中,刘心武先生讲了《红楼梦》,易中天先生讲了《三国》,节目组准备把四大名著全部讲完,准备从文学角度讲《西游记》,但我把它讲成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个真实的历史,恰恰由一位有坚定信仰的僧人完成的。鲁迅也曾肯定过玄奘。

我后来又有一个考虑,就是要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一些有益的资源。而这种传统文化的再普及应该是一个全民的启蒙,不一定仅仅针对孩子。所以后来讲了《三字经》、《弟子规》,现在讲《百家姓》。所以说,发展到后来在《百家讲坛》做传统文化的再普及,背后是有一个清晰的脉络的,我也是有考量的。

南都:你讲玄奘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回去梳理史料?

钱文忠:应该说当年的专业训练对付这个还是有把握的,相关的史料都很熟。基本就很顺了,这个是佛教史,原来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当年受过训练,也下过功夫。

南都:你以前说梵文这门学科应该是以其为用,但是季先生是以其为体了,怎么来看它的发展历史?

钱文忠:陈寅恪先生当年学梵文是用它来解决他所关心的中国史的问题,但季先生是直接用它解决印度本土的问题,这个不一样。一门学科的发展一定是这样的,当初是把它当工具,到后来就会对这个工具的本身产生兴趣,就会进入到工具本身里面。

中国的梵文巴利文研究现在发展得非常好,尤其是北大东方语系梵巴语教研室的段晴、王邦维两位先生,他们都是季先生的学生,在北大做得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年轻学生,都非常优秀,他们的大作我基本都拜读,但是,我跟他们的交流很少了。

南都:他们算是已经接过季先生的衣钵了吗?

钱文忠:当然,当然,绝对比我强100倍。这是真话。如果我的学习过程没有被打断,那我自以为是不会输给他们的。但是就现在来讲,就梵文研究领域,他们强我100倍都不止,这是实话。季先生的学术传统在北大流传下来了的。我完全谈不上,因为我偏离了。

南都:但是你的基本功还在这儿,有点遗憾?

钱文忠:会有点基本功,包括家庭的教养、后来师从季先生所学。但是现在做的学术普及工作,本身也很难。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难,比我学梵文的时候还要难。学术普及工作需要另外一种功力:面对听众的时候,怎么让他们听进去,这个很难。梵文研究领域则不需要,文章往那儿一放,懂的就懂,不懂的就不懂。

我现在岁数还不大,我会集中精力做一段普及的工作。这是一种责任或者一种担当。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再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回去做非常冷僻的、专门的题目,我也一直在做准备。比如,我想把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佛教史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写下来。我都写了两稿了,很难。

很多学者看我在《百家讲坛》做学术普及工作,觉得可惜、浪费,有的人觉得活该、或是说我要追逐一些世俗的名声。他们说我是可惜了,这是对我的厚爱;说浪费了,这是把我看得太高了;说我是追逐世俗的名声,我也完全理解,因为我确实得到了世俗的名声,这是事实,不能否认。这我都理解。但是这些批评都忽略了:学术普及工作更是一种挑战。我是做了这个工作,我知道甘苦。

同题问答

1、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我最怕回答类似开书单之类的问题,我是相信“开卷有益”的。书,只要读过,总会对自己有影响。非要问“影响最大的”,那么,除了公认的古典以外,中国现代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汤用彤等等先生的著作,我不仅精读过,而且还反复精读过,现在也随时会拿起来读。可以说,我是下过一些笨功夫、死功夫的。国外学者的重要著作,我也读过一些,有的也下过些功夫。

你认为,要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真正的、由衷的兴趣和喜爱,要有寻幽探险、从容含玩的心境。此外,尽量不要将学问仅仅看做是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或者敲门砖,做学问本身就是自己选择的生命方式,就是目的。

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没有。岂只是不满意,而且是极其不满意。我想,我不会对自己的文字感到满意的。

研究工作要经常到深夜吗?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我习惯晚睡早起,特别安安静静、自由自在的随意随性阅读,一个人发发呆。

学术研究之外,有什么业余爱好?

除了和书有关的,我还真说不上有什么其他的爱好。

(监制:崔向红 戴新伟 统筹:刘炜茗 题签:孙晓云 刊头设计:严丽萍)

 
[责任编辑:刘媛媛] 标签:钱文忠 高中时曾给季羡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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