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高中时曾给季羡林写信获其赞许

2013年08月29日 14:57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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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对于很多没接触对这门语言的高中生来说，上大学学梵文，最开始入门的一关要怎么做?学习的具体过程有何困难?

钱文忠：梵文是古印度语，跟英语等现代语言差别太大了，它的难度是很难想象的。梵文是世界上公认语法最难的语言，梵文有43个字母，变位特别多，法语都不能跟它比。但最难的还不是语言本身。它跟学英语、法语不一样，它不是用于现实沟通，而是用于解决学术问题的，因此，学这门语言对知识贮备的要求特别高。我们进入专业不久，除了学语言，还得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古印度、西域等等的文化。不懂这些知识，你根本无法掌握这门语言。我那时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学习，有时候假期都不回去，在宿舍里学习、查资料。

本科生留学德国

南都：后来你去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和季先生有关吗?

钱文忠：我去的是当时的西德。就算是在今天，本科生留学也是很难的，这当然是季先生安排的。可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安排的，这是一个谜。就当时情况而言，学梵文又不可能直接服务于“四化”建设。更何况，那个时候，国家是多么缺外汇啊!我最近可能会了解到，因为季先生的日记正在整理中，一共有90多本。我希望能从中看到答案，就是季先生当时是怎么安排的留学，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这些，后来我都没有问过老人家。

南都：汉堡大学的魏茨勒和施密特豪森两位老师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钱文忠：我是在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当时去是准备读完博士学位回来的。魏茨勒教印度学，施密特豪森教佛教学。这是两位天才型的学者，对季先生都非常尊敬。因为季先生在德国学界的辈分很高，他在那边待了21年，教过书。上个世纪80年代，学术主流已经在美国了，但是德国还保留着强大的东方学传统，特别是对印度、梵文研究的传统非常强大，到现在也很强大。

南都：德国的学习跟国内应有所不同吧?

钱文忠：在德国，跟国内大学不一样，完全靠你自己。前一段时间，我从书堆深处找到了我当时从德国带回来的一些文件。当时的同学们发起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用我学过的每一种语言，各写一段话给我，比如古代伊朗语、梵语等等，好几页纸，我都发表在微博上了。

我在德国主要是想学国内没有的，有些语言在国内完全没有人学过，比如尼瓦利语、古代孟加拉语等等。德国教授权力太大了!当时我回国探亲，回国前魏茨勒教授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快点回去，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可那时候我本科还没有毕业呢。德国就可以这样，教授认为经过一年的学习以后对你有把握，就行。这个信还在，最近也找出来了。回过头去看恍若隔世啊，近30年了。找出这些很珍贵的文件时，我真的说不上高兴，而是心酸得很，难过得很。不怕人笑话，我觉得我自己是流泪了。

南都：从德国回来，你跟季羡林先生有交流吗?

钱文忠：回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没有再回德国，我就跟他继续读书，在季先生带过的学生当中，这个情况是绝无仅有的。我的本科论文、硕士论文是都是他亲自指导的，都是满分。答辩都有记录的，我是同一篇论文拿的两个学位，本科论文就是在硕士论文《试论马鸣<佛本行经>》中取的一小部分。当时有答辩委员，比如已故的赵国华先生，还认为这篇文章超过了所授学位的要求。

我硕士读了两年提前毕业，硕士论文由季先生推荐，发在199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前面是季先生的文章，紧接着后面是我的文章。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学术体制不像现在这么死板。

南都：北大时季羡林先生平时不负责授课，具体给你授课的是谁?

钱文忠：梵文巴利文专业1960年只招了17人，周玉华、韩廷杰、张保胜、蒋忠新、黄宝生等，季先生一辈子真正教过的本科生就这17人。1984年该专业招包括我在内的8人，则是由先生的再传弟子所教。

本科的头两年，给我们讲课的是季羡林先生的第一代的学生，蒋忠新、黄宝生等老师，后来还有从德国回来的段晴老师。我们幸运在于，一方面有这些很好的老师，另一方面，尤其是我，本科期间就经常到季先生家乱串。研究生阶段就由季先生直接指导了。这样的一种人文科学教学方法，既有现代的大学体制，又有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意思。

南都：季先生读书不折不批的阅读方法对你有影响吗?

钱文忠：这倒没有，我的书上划批满了。季先生还有一个习惯，只要是有字的纸他都不扔的，“文革”当中差点害死他。他无意中“藏”了好多印有蒋介石头像的刊物、纸张。还有，他的好多文章都是在莫名奇妙的纸上写的，比如水费通知单、开会通知、请柬等等。我没有这个本事。金克木先生是更妙，我在他家客厅就真没看到他有书，应该有啊，但是我没见过，因为我就进过他的客厅。

做学问要“聪明人下笨功夫”

南都：硕士毕业后你离开北大，跟外界关系联系不多了?

钱文忠：我当时是退回原籍上海，一直到1996年，除了去北京看看几位老先生，我跟学术界是没有接触的。初期的时候，我还在《读书》发一些文章，王永兴、汤一介、乐黛云、王元化等等先生，在这期间都对我很关心。当时我跟几个朋友，在上海开了第一家私营书店，就是上海市顺昌路560号的凤鸣书店。我是待业青年，具有当个体户的资格，而那些朋友都有工作，都是大报记者。按说我每个月可以领200元的待业费，但是我从来没有领过，一分钱都没领过，也是赌着这口气，我做了很多都是为了谋生的事情。而且我依然是大量的买书和收藏，没有办法。

此前，我的文章都发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外国文学研究》上，都是所谓的权威期刊;《读书》就算是普及的了。后来为什么会在报纸上写文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发表园地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我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发学术文章，我不需要评职称，而更希望自己的声音有更多的人听到。

南都：这段经历对你后来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钱文忠：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现实关切。这页人生经历使我逐渐地偏离了很冷僻的学术，发生了转向。当然这个转向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不具备研究条件了，研究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学的藏书主要在北京，包括季先生私人藏书;更不必说当时的我是绝对看不到出土的古代梵语、中亚古语写本和文献了，这还怎么做?第二个方面，即便有这个资源，我也可能转向，因为我想更多地关注当下所需要的，跟现实比较有关联的东西。但这跟过去的学术训练又有一定的影响，它又提醒我面对现实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南都：1996年你到复旦任职，王元化、周一良教授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吧?

钱文忠：还有朱维铮先生，在纪念朱维铮先生的文集《别样的学人优雅》中，我把内情都公布了。最早是葛兆光先生把我的情况告诉朱维铮。当时葛兆光先生离开北大到复旦，自己也并没有在复旦待下来，却还挂念着我的事。那一代学人的感情深厚，真的不像现在。后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先生都在为我争取。周一良教授和王元化先生之前并不认识我，第一次见面，周一良先生就说了我的事，很奇怪。这都是后来王元化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文章中写出来了。

南都：最初到复旦是个什么状况?

钱文忠：我到复旦就是到朱维铮先生创建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这是隶属于复旦历史系的一个教研室。

朱先生在我即将进入复旦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依然是在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教研室，朱先生略显疲惫地，微笑着对我说：“文忠，你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我考虑了一下你进来以后的职称问题，今天和你谈谈。”谁能想象我听到这话时候的心情呢?能够重回高校，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天外之喜了;我再愚钝、再不问，也知道朱先生为我做了多么巨大的努力，我哪里还会考虑“职称”之类的奢侈问题呢?朱先生接着说道：“你的情况定助教低了，如果定不了讲师，我看能否先定个教员。”我之所以至今清楚地记得这段话，并非对职称之类有特别的兴趣，而是由于它彰显了朱先生“为人谋”，即便是为晚辈谋之忠，以及心思之缜密。

南都：朱维铮先生对你有要求吗?

钱文忠：进了复旦以后，我想跟朱先生学经学史，读他的博士，他对学生很严，但慢慢也看出我大概对时下的一些东西没多大兴趣。我特别感念朱先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感念他对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