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盘点：内地31名高院院长7人无法学学历

2013年08月29日 14:43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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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官方资料显示：内地31名高院院长7人无法学学历

因为法官嫖娼事件和“敌对势力”论，让今年4月刚刚调任上海市高院代院长的崔亚东成了关注焦点。

上海高院法官嫖娼事件发生后，崔亚东在一次针对上海法院系统的“集中教育专项整顿”大会上说，“虽然只是少数法院干部严重腐化堕落，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上海良好法治形象和法治环境的质疑，也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友根据公开资料，对崔亚东的学历提出疑问，称其只拥有“中央党校在职大学学历”。

不仅如此，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全国31名高院院长中，大学学历17人，党校学历(含党校在职研究生)14人;法学科班出身11人(含研究生);没有任何法学学历的7人;没有法学学历且无大学经历的3人。

高院院长什么学历

法官要懂法，更不要说身居二级大法官的高院院长，他们的知识背景备受关注。

15年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提出法院专业化的问题。此后，职业化成为法院系统的推进目标。

不过，由于“党管人才”的组织原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体制，现实中大法官的来源多种多样，知识与学历背景也完全不一样。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法院1997年发布的《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国家实行法官等级制度，大法官设一级、二级，其中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副院长为一至二级大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多评为二级大法官，高级法院院长评二级大法官。

当前中国一二级大法官的总数是47人，包括最高司法机关13位大法官，31个地方高院的32位大法官(新疆高院党组书记与院长分设，均任二级大法官)，以及军事法院的两位大法官。这一数字远远高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9名，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官15名的人数。

据最高法院官网显示， 13位现任大法官，除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徐家新，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学文、贺荣三人无具体学历资料，其他人均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

相比之下，地方高院的二级大法官的学历则繁杂得多。32位地方高院二级大法官中，仅有天津、吉林、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青海等9省市高院院长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另有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毕业，江西高院院长张忠厚曾在西南政法大学函授专业学习。

与其他党政系统官员类似，有十余位地方高院大法官的资料中，或无法完整显示第一学历，或者第一学历为技校、中专、函授大专，大多通过中央党校学习或进修达到本科或研究生学历。

大法官的升迁路径

学历背景的不同，大法官升迁路径也不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的13位大法官中，多数人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并多在法院系统工作多年。首席大法官周强虽然从湖南省委书记任上升迁，但早先进入共青团中央之前，曾在司法部工作，并任职法制司司长，长期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一级大法官沈德咏从江西省高院刑一庭庭长、副院长任上短暂转任江西省纪委副书记，旋即在1998年年底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

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奚晓明，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高憬宏等人则一毕业直接进入最高法院，从普通的审判员升至大法官。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认为，“尽管大法官很少通过审判案件对法律和司法做出贡献，但大法官个人的法院工作经验会对其公信度有比较大的影响。”

与最高法院不同，地方高院的大法官很多来自于司法系统外部。据公开资料，内蒙古、河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高院院长在任二级大法官之前主要在地方担任党政职务。

比如，内蒙古高院院长胡毅峰于包头铁路技校桥隧专业毕业后，从呼和浩特铁路局下属工务段做起，历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等多个岗位。

宁夏高院院长李彦凯从海原县一名助理征税员起步，由海原县法院一般干部，再到吴忠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宁夏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等将近十余个岗位，最后得以升任宁夏高院院长。

长期从事中国法院研究的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忠认为，“除去成文法和司法解释，各种实体法、程序法的非正式渊源、习惯做法和各种地方性司法知识，使得法院院长进入的知识壁垒越来越高，非长期在法院工作，即使曾经法律科班出身，对厚实的司法知识亦感觉困难。”

崔亚东由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转任上海高院代院长。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自1974年从部队退伍后，始终从事公安工作。人们担心，这种职业经历与司法工作存在着巨大的知识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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