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称全世界环保庭一半在中国 却乏案可审
不过，换了新地址以后，环保庭的门前并没有热闹起来。王向红坦言，“现在往环保庭跑的老百姓不多。楼上的知识产权庭和隔壁的行政庭，都比我们这儿热闹。”
环保庭的“清净”，反映在数字上，就是案件数量少。8月11日下午，王向红瞅着办公室电脑上的案件统计表，“到目前为止，收到案件22件，结案17件。”她拨弄着鼠标，往下划拉电子表格，鼠标停在空白处说，“这都8月份了。”
自从昆明中院设立环保庭以来，考虑到“环保庭的特殊性”，昆明中院一直没有把环保庭纳入办案数量考核体系中。不过，王向红还是感觉到压力，“案子太少，自己脸上也觉得无光”。
目前，昆明中院环保庭共有6个人，维持着设立之初人员的编制数量。包括王向红在内，环保庭有4名法官，一整年下来，“一个环保法官的办案量有10件左右”。
“案子少，不是昆明中院环保庭一家的情况。有的环保庭在没环保案子办的时候，就去办其他类型的案子了。”王向红说。
王向红和同事曾经去某地市中级法院环保庭交流经验。当对方提到“一年的办案量有80多件”，王向红露出惊讶的表情，紧接着追问：“都是什么案子？”在了解这家环保法庭的案件多是涉及“相邻权”的案子之后，王向红立刻“恍然大悟”。
王向红解释，“相邻权一般是建房挖沟时，占用公共通道，或者影响邻人房屋采光、通风，是传统的民事案件”。不过，这类案子也打着“擦边球”，“广义来说这也涉及环境和资源，说是环保案子，似乎也说得过去”。
这家法院环保庭的法官也向王向红透露：“到年底，如果其他庭比较忙，我们也会过去帮忙。”
“如果环保庭办的不是环保案子，那么这个机构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这让工作将近30年的老法官王向红很困惑。
尽管环保庭都面临着“乏案可审”的尴尬，但是更多的环保庭像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出来，数量一直在增长
“不是没有污染，而是到处都有污染。”昆明中院副院长袁学红感叹。他是昆明中院环保庭的初创者之一。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孙佑海在第三届环境司法论坛上说，在“十一五”期间，环境信访案件数量达30多万件，其中诉讼案件不足1%。
但是，一批接着一批的环保庭在众多期待中建立起来后，又接连陷入“乏案可审”的窘境。
说起遭遇这种尴尬之境的原因，按照袁学红的解释：“一方面，大量的环境违法、侵权事件已经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政调处和民间调解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环保案件诉讼成本高，专业性又强，受害人往往举证困难，导致环境民事侵权案件不多。”
司法实践的困境又要回到立法找问题。“而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相配套的司法解释欠缺，也使得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后劲不足。”袁学红说。
同时，一些环保公益组织的律师抱怨：“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对环保组织来说，还是太高了。”
2010年，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针对国电阳宗海发电公司二氧化硫减排不力，向昆明中院环保庭提起公益诉讼，但是未被立案。他们得到来自法院的答复是“现行法律对其作为公益诉讼原告主体没有规定”以及“被告已进行整改，不存在环境侵害”。
参与过那次诉讼的代理律师夏军说：“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成本太高，耗时又耗力，环保组织玩不起。”
截至目前，昆明中院环保庭总共受理过6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不过，这6件案件的诉讼主体都是当地的行政执法机关。然而，昆明中院环保庭一直以来都表示：“环保公益诉讼的大门向环保组织打开。”
“现在没有环保组织向我们提起公益诉讼，之前有过一家。”袁学红说，这唯独一例就是那起国电阳宗海发电公司诉讼案。
尽管环保庭都面临着“乏案可审”的尴尬，但是更多的环保庭像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出来，数量一直在增长。
去年“世界环境日”，媒体公布全国环保庭以及合议庭有77家，而到今年这个数字几乎已接近去年的两倍，已达到130多家。
2008年底，在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发生之后，昆明中院“临危受命”，设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而更早的先行者，贵州和无锡的环保庭都是由当地的一场环境危机催生而出。
在袁学红看来，“越来越多的环保庭成立，从一方面来说，司法介入环境保护是趋势和方向。这可以弥补行政执法手段的不足。”
不过，部分环保庭在成立后，并没有专职办理环保案子，这也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袁学红毫不客气地说：“环保庭办着劳动合同纠纷、商品房买卖和婚姻家庭的案子，只是为了解决法院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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