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国际专家：在中国受贿10万就可判死刑
谈实名举报
罗昌平很可敬微博反腐是趋势
记者：中国近年兴起了一种新型的反腐工具——微博反腐，一批“房婶”“表哥”被晒到阳光下。这种非制度化的反腐能否产生长远效果？
廖燃：当然可以，这种反腐的威慑性很大，也是国际反腐新趋势，叫做利用新型社交媒介反腐。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的落马引发外界关注，媒体人罗昌平早在半年前就通过微博对其实名举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案件，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做法。
记者：两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发达国家如何保障实名举报人的权益？
廖燃：第一，我们鼓励通过立法来保护举报人；第二，日本和韩国最近发生两起大案，都是由记者或警察举报，而且举报人都受到迫害。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把这两起案件放大以引起舆论关注，给政府施加压力，一定要保护举报者。
你看方舟子也做了很多好事，但他有一个上限：不举报官员，只举报学者和名人。再比如说中国台湾的邱毅，他爆料多就是因为很多人给他提供线索，因为他是“立委”，他有豁免权，但罗昌平就不同了，所以，我觉得罗昌平确实很可敬。
谈腐败惩治
中国不缺反腐法律，重在落实
记者：还有哪些因素制约和阻碍中国的反腐行动？
廖燃：中国不缺法律，但中国现在的法律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尺度很宽。举个例子，中国行贿罪的立案标准是1万元，差不多相当于1200欧元。在西方，你只要给对方送三五百欧元就构成犯罪了，但在中国我只要送你9000元钱就不算犯罪。
在中国，不管行贿还是受贿，都必须要既成事实才算成立，贿赂也局限在钱财和物品。但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只要有一方承诺、另一方同意，双方达成协议后即使钱没送，那么也算是犯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里还有一条叫影响力交易罪。比如某某官员本人可能没有贪腐，但他的小舅子打着他的名义去大肆敛财，那么这二人都犯了这条罪。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一条。
中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这在全世界都是最严的。但是实际执行时有人受贿1000万才被判死缓！中国不需要订立新法律、设立新机构，只要修改现行的法律，让它们有操作性并认真去落实，减少模糊的空间，贪腐犯罪就可以减少一大半。
谈中国成绩
中国反腐事业取得实在的进步
记者：透明国际是否切实推动了中国的反腐败事业？
廖燃：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成效。2003年，中国接受了透明国际“国家廉政体系”这个概念。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朝着限制和削减审批权力这个方向努力。2004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中国反腐工作的一个里程碑。政府也在推动办事透明化，比如说汶川地震，一夜间各地捐款涌入震区。中纪委从全国选调了一万多名审计人员进入震区，在现场审计。这也是很成功的经验。我们还推动了“反商业贿赂规则”的建立。我们要帮助各种公司建立内部的监控体系。中国就在2006年后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的反商业贿赂运动。
谈清廉排名
排名不重要分数最重要
记者：从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上看，中国这些年的清廉指数在逐步提高，但排名略有下降。
廖燃：其实排名不重要，分数最重要。任何国家或地区要进入这个排名，必须有3个调查机构数据的支持。有些国家或地区由于数据失效而未进入排行。这就和排队一样，其中一个人走了，后面的人要前进一位，但这不等于进步或退步。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8.0～10.0之间表示非常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等。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清廉指数清楚地显示出中国近20年来的进步。
谈反腐经验
遏制腐败从减少机会开始
记者：透明国际有一套“廉政政策工具箱”，这一工具箱如何运作？廖燃：比如你具体到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在某项市政工程招标中，有没有明确的规定、透明的过程、公众的知情权？市政府参与评标的成员有没有公布自己的财产？有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形？所有这些构成了“廉政政策工具箱”。唯有实行了这一整套东西，才能最大可能让腐败无藏身之地。透明国际提倡遏制腐败从预防、从减少机会开始。减少程序、公开过程，让公民都能参与监督。反腐并不是高尖端的东西，只要全程透明，就能防范绝大部分的腐败。这也是我们透明国际这个名字的来源。
本报记者 单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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