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国际专家:在中国受贿10万就可判死刑
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
原标题: 腐败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无关
透明国际公布“2013年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 51个国家的执政党被认为是最腐败机构
本报专访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
近日,全球最大民间反腐NGO透明国际公布2013年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通过对全球107个国家和11.4万人的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中,4个人中就有1个人称自己曾经行贿或受贿。
5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很大程度或已经完全受特殊利益集团控制,51个国家的执政党被认为是最为腐败的机构。
被调查的国家中,贿赂率最高的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也门、肯尼亚,贿赂率至少70%。贿赂率最低的是丹麦、芬兰、日本和澳大利亚,只有1%。
中国并不在此次被调查国家之内。
每年由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只要一出炉,总会在中国引发激烈讨论。
本报专访了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
廖燃称:“其实,为了能进入并影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在中国取得正式身份之前,透明国际已经默默在中国‘渗透’了将近十年。”对这一过程,廖燃深有感触:“我们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的反腐败,让中国的反腐败事业与世界接轨。中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也应该采用这一标准。”
小资料
透明国际于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已发展成为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已在12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会。
自1995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发布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腐败指数由CPI(清廉指数)和BPI(行贿指数)构成。以《2004年腐败指数排行榜》为例,它选取了世界12个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盖洛普国际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公司等)、18个分项指标,反映了全球各国企业界和商界、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
谈腐败诱因
西方也有贪官,关键看有没有机会
记者:您认为腐败与政治制度无关,跟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也不大,机会才是腐败产生的最重要诱因?
廖燃:我这样说,有很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首先,大家一直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是制约腐败的唯一利器。但你只要看一下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位于前30名和后30名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实行西方制度。另外,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到3000美元时最容易发生腐败。但是,你看“清廉指数”的后30名,他们很多的居民平均收入根本达不到1000美元,比如索马里、缅甸等国,这就证明腐败与经济发展也没有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人以为发达国家必然比发展中国家清廉,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西方也有贪官,关键是有没有机会。西方国家一旦出现政治腐败案件,涉及到的资金动辄就是几十个亿。德国上世纪90年代时发生的前总理科尔政治献金案,一次就涉及30亿马克,相当于一个欠发达国家年腐败总和的多少倍?德国好几个部长都因为论文“抄袭门”丢了官。这就证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德国同样可以发生,假如你管得不严。
谈腐败预防
财产申报提了18年,就差个决心
记者:中国香港的财产申报制度对内地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有没有更符合中国内地的财产申报制度?
廖燃:在中国,腐败发生的最大问题不是中纪委的权力不够大,而是银行和税务部门都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功能。在西方国家没有“灰色收入”一说,只要是收入就必须纳税。但在中国,谁能证明你的收入合法不合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一条叫资产非法增加罪,中国有一条对应的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看前者,如果你是一个月工资1万元的白领,那么你一年只能赚12万元,但凭这12万元如何有93套房产呢?从这一点就可以判你有罪了。在中国,必须抓到贪污的证据才能判刑,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只能是10年。
实际上,财产申报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议事日程已有18年。中国的“神九”都和“天宫一号”对接成功了,这么难的事情都做到了,但官员申报财产却做不到,这只是一个决心的问题。
俄罗斯和中国的情况有一点非常类似,就是银行都由国家管控。所以,官员的财产藏匿在银行是没有人举报的。如果官员有10个亿存款,却只申报了10万,那么银行不会出来证明他说假话。那么这种申报就没有意义了。我并不看好俄式财产申报。普京总统是这样要求的,但谁来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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