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纪委常委在地方巡视时曾收恐吓信“回去吧”
中央巡视组十年记
2006年9月，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以受贿罪被判11年;2007年12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一审被判处死缓;200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过去10年间，中央查处了一批腐败大案要案，上述官员被查处，最初线索来源都与巡视工作有关。
改革开放后，我国反腐败工作暴露出许多监督上的薄弱环节。党中央认识到应该有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
1996年，十四届中纪委六次全会做出“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部署，中纪委随后启动巡视制度，不断设置巡视组。
2003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当时设立了5个巡视组。
2009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更名为“中央巡视组”。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巡视条例”)印发。巡视条例将巡视制度定义为：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巡视条例规定了中央巡视组巡视对象：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三是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开展工作时，中央巡视组一般先会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审计、信访等部门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到地方后，第一件事是“打招呼”，召开与当地副省级以上干部、组织部和纪委领导的见面会，通报巡视工作的计划，说明巡视目的和任务。根据以往巡视的经验，通常中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均会按照规定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进行诫勉谈话。在每个省、市、自治区，中央巡视组到来后，副省级以上干部均要接受谈话，其中包括个人的廉政情况，家庭、子女、爱人情况。
第二件事是“接地气”，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公布巡视监督范围、时间安排、联系方式等。得知中央巡视组抵达消息后，一些地区曾出现排队等待接访的场景。2011年4月初，中央第四巡视组抵达上海，尽管驻地门口明显位置立有举报信箱，还有供群众投递反映问题的资料，但大量群众仍选择跟中央巡视员直接对话。巡视组采取了“号牌预约”方式，先排队领取登记表、递交材料，再敲定会面时间。最初几天，驻地门前聚集了大量群众，有人从上午9点排队到晚上8点才领到登记表，还有群众带着棉被、床垫排队。为了提高效率，巡视组特意安排了工作人员逐个询问排队者，比如，如果有人反映诸如知青返城等历史遗留问题，他将被劝返，因为巡视组接受的是对官员的举报，这里不是信访办。
之后，中央巡视组的具体工作进展就不再对外通报，原则是“不张扬、不违纪、不违法、不引起社会轰动、不影响地方工作”。巡视期间如发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严重影响工作问题、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事项等，巡视组会及时进行内部通报和汇报。巡视结束，巡视组要写巡视报告，并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提出改进意见。被巡视地区、单位要制定、报送整改方案，并在报送整改方案12个月内报送整改情况报告。此后，巡视组还会回访了解整改情况。
在整个巡视工作中，中央巡视组会和中纪委及中组部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巡视组发现了案件线索，会马上交给中纪委相关科室调查;发现不适应工作岗位的干部，也会向中组部提出建议。但中央巡视组只负责提供线索和建议，不直接参与查案或人员任免，所以说它只是“千里眼”和“顺风耳”。
一句话牵出死缓贪官
中央巡视组在地方的停留时间一般为两到三个月，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掌握地方的实情、发现存在的问题非常考验人。这要求巡视组的成员既要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还要有很强的党性原则，而且善于做群众工作，对贪腐问题高度敏感。
原中纪委常委、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就是个擅于做群众工作的高手。祁培文认为，在中央巡视组被赋予的所有权限中，“个别谈话”和“街谈巷议”的使用率最高、最有效。之所以以“个别谈话”为主，源于“大家在一起，顾虑较多，很难讲出心里话，更不愿意涉及对某位领导同志的具体评价”。而“街谈巷议”则是群众议论的焦点，折射出“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活动真相”，“这些议论提供了较有价值的信息，并在后来巡视中得到证实。”
在祁培文看来，“个别谈话”有技巧，“要说硬话，不说软话，不说错话，不说过头的话、没有根据的话、模棱两可的话。”而且，还要有听话外音的本事。“大家说话，有的是直着说，有的要听他的话外音。有的同志觉得这件事不是一件什么事，只是随便这么说了一下，这就看听的人有没有这个觉悟，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意识，能不能把信息捕捉过来，这就是本事。”他就从话外音中，发现了天津市原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的贪腐线索。
当时，祁培文带领第二巡视组到天津巡视。李宝金在跟巡视组谈话时非常嚣张，“吹呼自己在天津怎么能干，为国家做了多少事情，为民众做了多少好事情，讲得活灵活现。”据祁培文回忆，谈话结束时，李宝金对巡视组说“来天津你们想办什么事就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我都可以办”。这句“承诺”在祁培文的脑子里画下了一个问号，他琢磨着：这个检察长有这么大的权力，市长办不了的事他能办吗?
巡视组随后找来一个与李宝金熟悉的老板谈话。这位老板告诉祁培文说：“你不给他办事，他就办你。”这下祁培文明白了，“原来李宝金是利用查案的职权，让人家给他办事，你要是不给他办，他就办你，他就抓你的辫子。”祁培文迅速将线索上报，中纪委的调查随即展开。李宝金为数家企业谋取利益、挪用巨额公款等案情浮出水面。2007年，李宝金被一审判处死缓。
据中纪委通报的数据，自2003年至今，中央巡视组每年都会发现大量线索。2009年，中央巡视组先后巡视了浙江等12个地区、中国保监会等4个中央金融单位、中国海运等4个国企，查获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勇等高官贪腐线索。
“个别谈话”虽然有效，但也是一种很“浪费时间”的工作方法。据祁培文介绍，他曾带领的第二巡视组共有9名成员，但每到一个省份，差不多都要谈三四百人。当地官员和群众提供的线索五花八门，要学会分辨真伪。一次，祁培文带队去某省巡视，这个省的省委书记刚刚到任，就有人写信告他，而且还列举了很多事实。省委书记刚从一个地方调过来就搞腐败，这让巡视组非常惊讶。巡视组马上挑了几件突出的事进行了解，结果却更让人吃惊。“说是一块地，这个书记把这块地批给他哥哥了，一了解他没哥哥。而且这块地，书记还没有来的时候就给别人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后来，祁培文发现，该省有些人对省委有意见，说话有些过头，有些事实“似是而非，无中生有”。巡视组后来给这位书记正了名，并且告诉大家反映问题是对的，但要实事求是，不允许编造事实。
安全问题也是巡视组要克服的大问题。祁培文本人就曾在某省巡视时收到过恐吓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这个地方没有你做的事，玩一玩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没有好下场。”“这就说明这里恰恰有问题，他已经感到有危险了。”祁培文说，这样的人很愚蠢，愚蠢的人没什么了不起，他从来没怕过。
真正让祁培文害怕的是找不出问题。“我到地方晚上老失眠，为什么呢?责任在那里……像李宝金这样的人，我们就挺紧张，如果我们那会儿没有这个觉悟，别人挖出来了，你说我这个脸往哪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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