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如：从乾嘉金石学到当代“金石学”

西方新学科，尤其是近代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传统金石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学者们逐渐发现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研究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的不足和存在的弊端。比如传统金石学以古代铜器与石刻为研究对象，范围狭窄，内容有限，对金石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文化研究则比较茫然，而对器物或石刻研究，大多只关心有文字内容之金石器物，而很少对器物形制、纹饰等方面作深入分析，更没有进行历史的断代等研究，这使传统金石学很难发展成为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再比如，金石著目或考证之类大多以文献证文献，依赖于古籍著录，没有实物上的实证，因此往往真赝错出，以讹传讹，存在不少错缪。按照陈星灿的说法，传统金石学的局限在于：“一是闭门著书，大多研究传世和采集的金石之器，而很少与田野调查和发掘相联系；二是偏重于文字的著录和研究，对于没有文字的古代遗物不感兴趣；三是与西方近代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实证方法不同，金石学偏重于孤立地研究某一个问题，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近代金石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试图努力借鉴采用科学新方法来研究金石学，将传统金石学研究带向更为科学和系统的发展方向。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黄文弼、徐旭生、董作宾等人，就是研究传统金石学出身，又能走出书斋，亲自参加田野发掘，结合科学新方法进行金石、考古研究的典型人物。同时，我们还看到，民国时期金石学研究从宋清以来的金石目录、考证、图谱汇编的方式发展为对金石学概念的界定，对史的梳理，以及宏观上的、科学的金石学研究体系的构建，主要表现在通史和概论类的金石学著作的产生。金石学概论一方面是在金石著录延伸的金石通纂的内容和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科学的、完整的学科体系，是对金石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它最终使金石学由从属史学发展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学科。金石学概论类的系统性著作，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马衡之《中国金石学概论》、朱剑心之《金石学》以及陆和九之《中国金石学讲义》，它们从现代学术理论方法上对传统金石学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试图建立一套独立完整的科学体系，是近代金石学相对于传统金石学理论研究格局的一大突破。这三部金石学著作都是以现代的语文叙述方式进行撰写，在编写方法和体例上颇为相近，但又各具特色。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金石学著作只限于器物的分类、定名和文字的考释梳证，注重史料堆积，采用零散的、札记式的、支离孤立的研究方法不同，民国时期几部金石学著作以历史梳理、分析研究的方式，系统叙述了金石的概念、源流、分类，以及发展进化的现象。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在绪论的第一章，就阐述了从商周开始，金石名称的产生和演变，以及五代、宋以来金石学研究的状况。分论之历代铜器和历代石刻也对历代铜器、石刻的类别进行分门详述，并对它们在历代的发展和演变情况进行有序的梳理。朱剑心《金石学》在第一编“通论”中，将金石学的肇端和演进分为七个时期；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则将金石时代划分为六个时期。这种分期的方式和分类意识体现了历史进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有助于探寻我国金石学发展的轨迹。

他们还关注到金石学与史学以及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绪论之第二章，就谈到了金石学与史学之关系，可惜内容已佚，无法获知其中阐述的具体内容。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在总论中即阐述了金石学与字学之关系、金石学与文学之关系、金石学与史学之关系、金石学与经学之关系、金石学与考古学之关系以及金石学与其他艺术之关系，虽篇幅不多，但通过各学科关系的梳理和比较，明确了金石学的涵义及其独立的学科性质。朱剑心《金石学》虽然没有直接阐述金石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但也表达了金石学对于史学、文学以及艺术的作用等。

三部金石学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以著史的方式对中国金石学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梳理。这些研究方法有利于对金石学进行科学研究，有助于明确金石学的学科体系，清理金石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演进的规律。

第二，三部金石学著作在编撰体例和框架上，基本采取先总论或通论，再逐步分类介绍，进行合编的方式。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在绪论中先对金石学之定义和范围，以及金石学与史学之关系加以梳理，再在分论中分类进行介绍、阐述，最后进行总结论述。朱剑心《金石学》在第一编通论中论述了金石学之定义、价值以及金石学发展之历史，第二编、三编分为说金和说石两大类进行论述。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分前编与正编进行编撰。这种分类合编的编撰方法是民国时期概论类的金石学著作采用的普遍的体例和框架，从大到小，从总到分，基本上系统涵盖了金石学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