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胎记 中国古代小说“结末不振”成因

同时，我国向以“诗国”著称，一部文学史，“实质上是一部诗史”[30]。甚至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及明清小说兴起之后，也完全未改变诗歌的正宗地位。因此，小说要跻身文学之林，就不能不向诗歌靠拢，否则便难以得到读者的承认和赞赏。中古代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论才词有欧、黄、苏、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 “吐谈万卷曲和诗”。［31］陈平原先生认为，这可能不但是显示博学，更重要的是借此赢得听众的赏识并提高说话的身价。［32］另一方面，在一个以诗文取士的国度里，小说家大都能诗善词，以此才情转而为小说，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显露其“诗才”。宋人洪迈云：“大率唐人多工诗，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 ［33］。唐人工诗，又有意为小说，不免顺手拈几首小诗以添风韵神采。只因无意求之，反倒清新自然，历代名家赞其所录“诗词亦大率可喜” ［34］；品诗之人称其诗“大有绝妙古今，一字千金” ［35］者。而后世文人著小说纷纷效仿，以卖弄“诗才”为多，反倒弄巧成拙了。如《花月痕》作者“念及早岁所为诗词，不忍割弃……成《花月痕》说部十六卷，以前所作诗，尽行填入” ［36］这类“以诗词文藻堆砌成篇” 的三四流小说暂且莫论。即使上乘之作也大都诗词连篇累牍，《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等都有诗词曲——特别是诗——数百首之多。

于是，历史传记为表达作者对人物事件鲜明态度、以显示作者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君子曰”、“太史公曰”、“赞曰”等等形式，便和小说家“诗才”之显示联姻携手，一起作用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结尾，只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大多以“诗曰”作为“收煞”。《三国演义》结尾是“后人有古风一篇”——长达52句，364字——简要概括了三国兴亡过程，表达了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水浒传》篇末两首七言诗，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奸相尚依然”，同时，为宋江等人“庙食”、“封侯”、“志已酬”而感到欣慰。其它如《英列传》结末是一首“长歌”；《东周列国志》则是两首：其一是“史臣有列国歌曰”，其二是“髯仙读《列国志》，有诗云”；《金瓶梅》《说唐全传》《定情人》等等都是“有诗为证”；《平妖传》是一首七言诗；《说岳全传》用两首诗对赵宋王朝败亡原因及岳飞之忠义进行评论；《封神榜》《荡寇志》等是“诗曰”作结。

长篇小说事件纷杂交错，人物三六九等，矛盾纷繁交织，仅靠一首短诗作高度概括，难度是相当大的。因而，有些小说的结尾，只对最后一回情节作出评论。如《杨家府世代忠勇全传》以“有诗为证”、“后人览罢此书，有诗赞玉支机云”、“又诗赞云”，颂扬杨家后代效忠朝廷且又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

少数长篇小说结尾仅有评而无“诗曰”、“词曰”，但其作用是相同的。如《梼杌闲评》结末是“这一部书，只因一个小小阉奴，造下弥天大罪，以致冤仇深重，沉郁难解。后之为宦者，不可不知所警也。”[37]《醒世姻缘传》结末是：“说这晁源姻缘故事已完，其余人等，不用赘说。只劝世人竖起脊梁，扶着正念，生时相敬如宾，死去佛前并命，西周生遂念佛回向演作无量功德。”[38]另有极少数长篇小说之结末，照搬了历史传记之“某某曰”。如《荡寇志》结末有“仲华又曰”，《林兰香》结末是“散人曰”。

总之，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结尾，不管是“诗曰”、“词曰”，还是无诗无词，径直评论，其作用是相同的，即作家具以旁观者之外视角对小说中人物、事件加以观照，从而表达作者之好恶。这无疑是继承了历史传记的评述方式和诗之影响，而形成的传统。然而，事实上，以小说创作规律视之，形象的客观性与作家的主观判断并非总相一致。古今中外的作家创作实践表明：作家创造的人物，一旦获得了生命，会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事件内部逻辑而发展成长，会按照人物自身之性格逻辑而行动，尽管这种逻辑是作家赋予的，人物性格是作家塑造的。小说人物的结局往往和作家起初所设计的大相径庭。因而，愈来愈多的作家感觉到：小说故事情节的结束，就是人物行程的完结。既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已提供了读者选择和感受的内容，作者再附加任何一点说明，都是多余的赘笔。再者，“人类行为的原因，通常总比我们后来加以解释的，很少弄得清楚的要复杂至于无数倍” ［39］。因而，作家反映的社会生活，虽是经其概括提炼的，但“形象大于思想”，作家未必，甚至不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的。所以作家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深刻的，而对问题的解释却是片面的，甚或是错误的。这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家们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这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从史传“移植”尾巴，以及显其诗才之过，亦即说部“结末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