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胎记 中国古代小说“结末不振”成因

本来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1]任何表达思想的方式，都不应被视为禁忌。“文无定则”，同样适用于长篇小说，当然，也包括其“结末”如何安排和描写。然而，在众多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其“结末不振”，却是“多有之事”。[2]

特重史传，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乎三：其一，中国历史悠久。作为泱泱大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她不像古巴比伦，灭绝难继，也不像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希腊，历史文化都已中断。而我们中国不管是汉人皇帝执政，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始终保持了历史文化的连贯性和延续性，5000年文明以一贯之。因而，为史传提供了许多丰富多彩有凭有据浩如烟海的素材；其二，统治阶级早就明了并确立修史立传与维系长治久安的密切关系。从殷周时期便设置史官，以“慎言行”，“昭发式”。[3]其后历代君王，也都将修史与建都、设防、立官、御民一同视为“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4]不惜人力物力，编写史书。因而，正史野史，汗牛充栋；其三，通经明史是古代文人学士师承习传的主要内容，是跻身仕宦的基本条件。尽管中国古代的任官制度，经历过世袭制，荐举制，和科举考试的演变及其交互为用，但对文人学士通经明史的要求始终如一。中国史书的绵延不绝，史学研究的兴继不衰，史传文化的广泛持久，都是上述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无怪乎梁启超慨叹：“中国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为发达。”[5]以至于连外国学者如黑格尔也认为：“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连续不断，是为任何民族所不及。”[6]

在琳琅满目的史学著作中，“四史为最要”，《史记》尤为重要[7]，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史家之绝唱”，是“无韵之离骚”， [8]被誉为“天下至文”，“文章始祖”，[9]因而成为中国史传文化的典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既受制于经济基础，又不能绝缘于同属于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这样，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化，也就具有了对小说施加影响的主动优势。

而就小说方面而言，对于接受史传文化的影响，也早就有主动亲附性特点。因为小说出身卑微，难登大雅之堂，难免要攀附稳居正统地位的史传。“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只不过是卑微琐屑言论而已。东汉桓谭《新论》中，虽然将“小说”列入了文学体裁，并且指出其对“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但依然指的是“近取譬喻”的“残丛小语”。稍后的班固在其《汉书》中，虽将“小说”附骥于诸子百家之列，但仍然认为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显系“君子拂为”的“小道”，“刍荛狂夫之议也”。直到宋欧阳修等修撰《新唐书·艺文志》，才使“小说”跻身文学之林。长期以来，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世人多以“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10]。这种情态便迫使小说不得不向史传靠拢亲附，犹如庶出的探春非要靠近并非生母的王夫人一样。

况且，我国古代长篇小说都直接发端于宋元“语话”。宋元“语话”四家中主要是“小说”与“讲史”两家。“小说”中的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无非是“土马金鼓之声”，自然离不开历史人物和事件。而讲史，乃“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11]，愈发与史传不能须臾相离。延至蒙元，在民族压迫空前残酷之际，讲说与社会现实关系尤为密切的“小说”，不如借说前代“国贼怀奸从佞”“忠良负屈衔冤”较为稳妥，不致招灾惹祸。故而说“小说”者大多转入“讲史”，使得讲史话本尤为盛行。元明之际，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蓬勃兴起，正是与此息息相关。归根结底，长篇小说正是由史传文学脱胎而来。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直接取材于历史，神魔小说好以历史故事为其框架。即使世态人情小说，也每每在开篇就标明书中所写俱是亲见亲闻的历史事实，俱是按迹寻踪不敢失真；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也不免“书中所写，与时人某某一一吻合”古代说部中从无今日影视文学“纯属虚构”的声明。如此等等，都说明长篇小说确实烙有其母体亦即史传文学的印记。既然史传文学具有影响文学艺术的强烈穿透力，和作为文学作品的长篇小说又具有主动接受影响的亲附性；那么，对长篇小说“结末不振”追根溯源，探究考察，便不能不从史传模式的影响着手了。

第一、说部接受史传影响并且承继习传的条理清晰、线索单纯的记叙方式，无法解决与表现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线索纵横交织、人物众多、事件纷纭的矛盾，因而造成结末不振。

中国史书的写法，亦并非千篇一律，同一模式。但约而言之，或是以时间为线索，例如《左传》，即所谓“编年体”；或是以事件为序，例如某朝《纪事本末》；或是以国别为序，例如《国语》，可谓之“国别体”；或是以人为线，例如《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谓之“纪传体'。总而言之，是条理清晰，线索单纯，便于读者一目了然，原始本末，一清二楚，符合史书的基本要求。诚然，史书亦并非不能反映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比如《史记》，所记上自黄帝，下至汉武，纵贯三千年；横列中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政权更迭，朝代兴衰，圣君贤相，昏君奸佞，文人学士，游侠术士，几乎无所不包，殆成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12]。但是，作者是将如此纷纭繁复的内容，分门别类归于“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之中，或述历代帝王政绩，或记历代大事，或分叙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或分记历代贵族侯王史迹，或为各类人物立传，合则全书《史记》，分则独立成章。人物众多而有条不紊，内容繁富而眉目清晰。以是，就连贬责史迁的班固也得承认其有“良史之才”，“善叙事理”[13]。因为条理清晰，线索单纯的记叙方式，适用于单篇短制。如果杨荫深认为《史记》“不仅可做史书读，实可当作一部小说读”之论[14]，施章视之为“最有价值之历史小说”[15]之言，颇中肯綮；那么，《史记》也只能是由“短篇小说”连缀而成的长篇。每篇都是相对独立的，当然也与它篇发生联系——“互见法”是其连接纽带——的短篇佳什。

事实上，《史记》并没有为后世提供错综复杂矛盾冲突，众多线索交织以反映纷纭社会生活的结构模式。因此，汉代之后的短篇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短篇，或重记言，或重记行；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或记某人某物之怪异，或述某事之诡奇，依然是线索单纯，别无枝蔓。专意为小说之唐传奇，向平民思想日渐靠拢的宋元话本及其后的明清拟话本，不管其写人记事，讲故事塑形象的表现方法有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仍依然是继承着《史记》的线索单纯条理清晰的特点，即使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之法，也只是将双线分叙，又终归合一而已。因此，这些短篇小说，大多并不存在“结末不振”之弊。然而，长篇小说不同于短篇小说，史传形成的条理清晰、线索单纯的记叙方式，与其表现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人物众多、事件繁复、多线交织的社会生活的矛盾无法解决，便不能不力不从心，顾此失彼。《水浒传》七十一回之前，尽管也有“智劫生辰纲”、“英雄小聚义”等——旨在表现小规模联合——集体英雄业绩的描写，但主要还是梁山好汉个人英雄传奇的连缀。鲁智深，林冲，武松的生动故事，集中于互相连接而且相邻的数回之中，颇似《史记》的某某传记。其独立成章制模式，主要是借鉴《史记》等史书的纪传体例，只不过是用一个英雄引出另一个好汉的手法加以过渡，从而有机统一而已。因此，前七十一回写得精彩之极，“使人眼睛一闪一闪”的。而到写平田虎、剿王庆、抗辽寇、灭方腊时，则是写人物众多、事件繁复的集体战斗。死抱着史传叙述模式不放的小说作者便不能得心应手了，而为多事交错的矛盾冲突所冲破，便一张嘴难说数家言，一两笔花不了满园华，不免芜蔓庞杂，枝节横逸，条理不清；从而所塑人物形象也干巴苍白，顿失鲜活；“不振”之感也就油然而生。

况且在长篇小说中，单纯线索从头至尾的使用，即使并无芜蔓之嫌，也会有重复之弊。《西游记》实为悟空取经记，中心线索以一贯之，何其突出，与史传中某人某事之记并无二致。但读此书，既至后半，仍是师徒一行四人，途中遇魔遭难，唐僧被逮即将被吃，悟空与之死战，不能取胜，便请上仙，弄清妖魔来历，收伏妖魔，救出唐僧，继续西行。从头到尾，基本如此，重复刺激，也就易生厌倦。深受史传叙述模式影响的中国小说作者，难以斩断与母体连接的脐带，亦即缺乏突破单线记叙的束缚，是造成其“结末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