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胎记 中国古代小说“结末不振”成因

第二，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作者接受史传“实录”的观念影响，而未能正确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导致长篇小说“结末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录”是古今中外修史的普遍而又最基本的要求。我国古代对史传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标准也是“实录”，“实录”者，即信史也，良史也。孔子便因实录称赞《左传》所记董狐为“古之良史也，书菲不隐”。司马迁作《史记》，亦如董狐，所以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才”[16]；班固也称其“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因小说深受史传影响，好以史学眼光写作或评价小说之人，也就以是否“实录”为标准来对待小说。刘义庆就认为《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可谓鬼之董狐”，因其“真实”地记录了鬼怪之事。南朝萧绎亦有类似见解。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将唐之前小说分为10类，逐一评论，足见其对小说之重视，但依然强调实录而排斥虚词。元末明初以降，尽管一些论者开始强调小说之“虚”，但有关“实”“虚”之争一直持续到近代，其后尚时有发生。因而，由“实录”说演变而来的“本史”、“求真”、“重实”之见，始终占居上风。明人愚庸子高度赞扬《三国演义》，是因其“事记其实，亦庶几乎史”[18]。稍后的修髯子进而承继并发展了庸愚子之说，在为《三国演义》所写的序中，充分肯定此书“羽翼信史而不违”[19]。“羽翼信史”派，由是踵武不绝。可观道人认为《新列国志》“本诸左史”，“凡国之兴衰存亡，行事之是非存败，人品之好恶贞淫，一一胪列”，“大约不敢尽违其实”。[20]蔡元放则称赞《列国志》“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收司马迁《史记》杂采补入”，所以不能视为文学作品，“勿以文字求之”，而应该“作正史看”。[21]

而且，批评家也以此为标准批评小说之不足。胡应麟批评《三国演义》“与陈《三国志》不甚合”，蔡元放批评《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劈空挖造”，盖因其不合正史，并非“实录”。这种以正史衡小说，片面强调实录的文学批评观，到清中叶之后的考据派手中则愈演愈烈。然而，小说毕竟有别于，也一定有别于历史，否则，也就不是小说了。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论小说与小说家》说的好：“小说的基础是事实加X或减X。这个未知数……经常对事实具有修饰作用，有时甚至可以把事实完全改变过来。”[22]

由此可见，修史的“实录观”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作者，正确处理文学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忽视了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之“虚”，从而造成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结末不振”。常见的有这么几种情况：

其一，对于正史有据，稗史有记者，写的有声有色，否则便难驰骋想象虚构之笔，艺术魅力不再，艺术成色顿减。如《水浒传》，七十一回之前，除据正史载有相关材料外，还有《大宋宣和遗事》平话底本，便写的故事情节曲折有趣，塑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平田庆，平王虎，征辽寇，征方腊等，史书无据，《遗事》未载，作者又不能进行合情合理的虚构创造，因而致使《水浒传》后半部，远远逊色于前半部。

其二，历史上确曾发生过，作者也曾亲历耳闻目睹过的事实，形之笔端则生动逼真；否则，面壁虚构，便不免使人物形象前后轩轾，性格割裂。如《红楼梦》，“自传说”固然不无偏颇，但书中所写确有曹家原型，宝玉身上定有雪芹影子。作者也曾在开卷第一回便声明，由于自己“经历过一番梦幻”，“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魇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劝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书中人物，主要是“我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作者要“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如实描写。[23]尽管作者如此郑重声明，但毫无疑问其笔下的人物是经过他的“艺术过滤网”过滤过的，是在“实录”的基础上，以其审美价值标准，重新塑造而成的。因此，尽管《红楼梦》前八十回并非仅只是“自然主义的杰作”，但确实与史书所标举的“实录”原则不完全相悖。《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时人后世所高度评价，不能说没有“实录”原则的功绩。但是，后续者高鹗与曹雪芹相比，不管是经历见闻，还是审美情趣都相差甚远。没有亲闻亲见的生活基础，既便欲从“实录”亦不可得，只好凭空杜撰。于是，林黛玉劝贾宝玉读四书五经，说这个“清贵”些；紫娟不无遗憾之意地说，还不如将黛玉嫁给满脑子仕途经济的甄宝玉；包勇竟然能与贾政大谈甄家公子爱与女儿玩耍而贾政并许其大谈不已。这些割裂人物性格的情节，使后四十回严重“不振”。

其三，历史或现实生活中未曾提供的将来的发展，或者脱胎于旧母体却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新芽还处于“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期，受“实录”观影响制约的说部作者，便无法给正面主人翁设计理想的出路，昭示未来的前途。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堪称封建叛逆，但是，其化云化雾的虚无颓废，见姐忘妹的徘徊彷徨，弃儒逃禅、身披猩红袍悬崖撒手的结局，终归不免缥缈虚幻。其因应是作者对封建末世的溃烂清晰可见，能以“实录”；对缓慢扭曲成长的资本主义幼芽还只是朦朦胧胧，即欲“实录”，也只能是模糊懵懂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杜少卿理想前途的设计，也与曹雪芹对贾宝玉的设计相同。诚然，对于那个必然灭亡的社会，《红楼梦》带有更多的哀婉和感伤，而《儒林外史》则有不少鄙弃和决绝。在对社会理想的探求上，吴敬梓似乎比曹雪芹还要清醒。他在对黑暗现实暴露和批判之后，并为停步不前，而是将理想的脚步超越了儒林，对市井平民投去了理想的一瞥。作者在小说结末赞颂四个市井闲人自由个性和平等的思想中，暗含着他们才是真正的知音之意。但是，封建社会历史现实为其提供的更多的是满目疮痍，是儒林丑态，作者对此之“实录”可以文心如丝，刻骨尽相，而尚未成长壮大的新兴市民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意识，还处于弱小阶段，不具备洞察秋毫、深邃犀利的政治眼光，便不易觉察。故对四个市井奇人的故事，对杜少卿不满之后，何去何从，便写的粗疏简括，不如写儒林丑态那样入木三分。局限于历史真实，而不与艺术真实密切结合，便难以揭示出发展趋向，难以创作出前所未有、富有时代感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