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晋商——晋商商业信用的历史启示

金融大亨——大德通

山西票号在商界叱咤风云近一个世纪，却在辛酉之变后一蹶不振，相继“触礁”、“翻船”，整个山西商人集团也结束了在中国历史上的霸主地位。在回顾山西票号走过的风雨坎坷路程中，有人注意到，在票号处于危机的情况下，有三家票号仍然给山西商人留有一线起死回生的希望。这三家票号分别是大德通、大德恒和三晋源，它们在商界残存的时间最久。当然，这些票号之所以能够生存那么久，自然会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和成功的管理经验。其中，大德通票号则以其登高望远、独树一帜的风格为其他票号所称道。

大德通票号的前身是大德兴茶庄。大德兴茶庄在咸丰年间开始兼营汇兑，同治初年才开始专营汇兑业务，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其资本由乔家众兄弟共同入股组成，为十万两。据记载在中堂六万两，保和堂七千五百两，保元堂七千五百两，翁堂一万二千五百两，九德堂一万二千五百两。后来大德通票号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时改组，成为乔家在中堂独资，资本为大洋五十万元。其实，在票号改组时，由于保和堂、德星堂等在东北开设的钱庄大德通经营不善，亏赔严重，而在中堂这一年却开账获利七十万两，因此，在中堂以大部分利润为大德通弥补了亏空，保和堂、德星堂遂以大德通的股份顶了在中堂的债务。为此，大德通就变为在中堂独资了。起初，大德通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小东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迁往北京。总号设有总经理、协理，下有坐柜一人，会计、文牍、外勤三四人，另有学徒二三十人。该号先后在北京、天津、张家口、石家庄、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包头、济南、周村、周家口、正阳关、三原、上海、汉口、沙市、开封、常德、重庆、苏州等地设有分号。各分号工作人员一般为六七人，到20世纪30年代改为银号后，分号人数才增至二三十人。

经商的人大多都有体会，每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所获得的机遇。但是这机遇又怎么会主动降临在你身上呢？大德通的总经理高钰就是这样一位为票号创造机遇并能准确把握机遇的优秀管理者。此人独出心裁，审时度势，依靠自己的能力使大德通在乱世中从容走过了道道难关，为其日后的漫漫路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家道中落，高钰很早就弃儒从商，在大德通票号服务了五十年。其中，当票号经理的日子大约二十五年。当年，庚子之变发生前，高钰便以邪教必定会带来祸患为由，事先筹划，提前将各分号的多数款项调回，当时很多人怀疑他这种做法，然而，这些调款在日后还真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亡西安。得知此消息后，大德通迅速做出了反应—— 他们将提前调回的款项用于两宫西逃所需。另外，依靠朝中“高人”的推荐，两宫西行途经山西的行宫也设在大德通。从此以后，“大德通”三个字在华夏大地上声誉日渐提高。随着票号的繁荣发展，其规模已经达到了极点，仅大德通一家的资本就有七百万两之多。这样的成就自然会带给晋商无比的欢悦与满足牞在享受成功与欢快的同时牞晋商各家族内部却滋长着一股奢靡之风。然而，在大德通，这种风气却得到有力的遏制。总经理高钰以身作则，不为歪风所移，始终保持了自己一身清正的优秀品质。他拜托众多名师教育青年伙友，培养他们做人的基本修养和素质，至于办理各项具体事物，更是严明果断，以一身浩然正气赢得别人的信赖。若伙友违反号规或不遵守条例，高钰必定会详审裁决，义秉至公。因此，整个大德通从上至下都不越轨，仍然保持着创业时的那份清醒与严谨。

清末，大德通感到风雨欲来，时势会发生巨大改变，遂迅速转换了经营战略，毅然做出决定，采取较为保守的经营方法。他们尽力还清外贷，收敛自己的业务。这似乎有悖于商人获取利润的常规，许多业内人士都嘲笑大德通做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各票号对即刻发生的连锁信用危机，毫无准备，相继倒闭，惟有大德通可以泰然处之。这完全得益于大德通防患于未然，布置得体。当初嘲笑他们的人也只能躲在自己家门背后默默拭去那懊悔的眼泪，羡慕地眺望大德通的红火生意。

利以义制和唯利是图是商海中美与丑的两个方面，是经商之人完全对立的两种道德观。但无论怎么说，利以义制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的目的是可以考虑利益回报的，因为商人天经地义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利润。大德通却是个例外。如上所述，清末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改朝换代，许多票号不是业务被官方银行夺走，就是因为时局艰难，存款大幅萎缩而面临歇业倒闭。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虽历经劫难，但总能渡过难关，仍然维持生存。然而，进入民国后，大德通的命运逐渐被外力牵制了起来。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五百万石粮食、一百五十万银元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遭此劫难的乔家商号元气大伤。到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当时山西流通的是自己发行的一种钞票叫“晋钞”，后来，晋钞大幅度贬值，最后几乎变成了一张废纸，二十五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在这种情况下，大德通对要取存款的顾客该怎么办？他们完全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把晋钞换给存户。但是当时的大德通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的币值折给存户，给存户兑换。本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大德通，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到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威胁将会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据说乔映霞讲这段话时神情凝重、大义凛然！虽然大德通在这次金融风潮中贴了本儿，但赢得省内客户的信赖，备受赞誉。一待风潮过去，到大德通存款者趋之若鹜，利润也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信誉使大德通在经营中吃了小亏，却又占了大便宜，其中的辩证关系迄今仍令人回味。

民国时，政府冻结白银，改革币制，汇兑业务被官办银行抢走，商办票号已经难以吸收存款，大德通于20世纪30年代，改组为银号，又改组为钱庄，一直苦力支撑到1949年。

“协同庆”荣枯记

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广聚银号”里，有个名叫刘庆和的青年。此人早年家贫，迫于生计，15岁就辍学就商。初入布业，没多久布业倒闭，转入“蔚泰厚”票号学汇兑。先后被派往蔚泰厚驻北京、苏州的分号任事。在苏州期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江南大乱，各家票号纷纷撤回分庄，裁减人员，他和同号好友孟子元就这样“下岗”了。于是他俩一同进入“广聚银号”。银号又将他俩一同派往四川分号。数年后，经多见广的刘庆和、孟子元已不再甘久居人下。一天，刘庆和私下试探孟子元道：“我们寄人篱下，若能自立门户就好了！”孟子元拍案称是。于是二人告辞银号，返回山西，托亲靠友找到榆次（县）聂店（村）王家门下。聂店王家，明朝末年在宣化靠土地剥削和放高利贷起家，明末清初战乱中，几乎破产，被迫迁居山西。到聂店后，又是惨淡经营，到乾隆年间，已变成当铺、商号遍天下的巨富之家。江南、东北、河南、河北及山西各地，都有王家招牌，“协和当”、“义和当”、“福祥当”、“天成号”等等，不下二百多个。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相继引发的社会动荡，使王家江南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兴旺之势已与“汇通天下”的新兴金融家们无法相比。此时王家掌门人王栋，在咸丰初年（1853年）也想走条生财之道，趁势办了个名为“协和信”的票号。无奈物色不到出色的经理，业务无法展开，只好不死不活地残喘。正当王栋为协和信苦恼之际，刘庆和、孟子元托人找上门来。他一听刘、孟二人曾是能与日昇昌匹敌的蔚泰厚伙计，欣然同意相见。三人见面后一拍即合，决定重树一块招牌，共谋大利。王栋担心资金不足，难以成功，联系平遥王智村的米秉义，合资三万六千两白银作资本，并举其事。

咸丰六年（1856年），平遥县南大街，一家坐西朝东的门面，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挂起了“协同庆”票号的招牌。

起初，王、米二位东家担心刘、孟二位年轻气盛，难当重任，于是请了一名陈谦安的老者任协同庆经理。老成持重的陈经理，缺乏大刀阔斧的魄力，虽有刘、孟竭力相助，主持号事两年有余，但盈利不大。不久，陈谦安逝世，给刘、孟二人让开了大展宏图的道路。此时孟子元已近不惑之年，财东以孟年长，决定先请他继任经理。孟子元为人处世开明豁达，知人善用。昔日，孟子元徒有大志不得舒展，故深感惜才之贵。接任后，他总以留心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为第一要务。不管亲疏远近，只要有人引荐，他便亲自“面试”，唯恐遗失贤才。后来成为协同庆得力支撑人的陈子弼、雷文山、梁廷绍、温绍宗、张怡达、雷其澍、赵德普，都是孟子元从非亲非故之辈中挑选出来的。孟子元还显示出身体力行、为号事鞠躬尽瘁的精神。孟子元任内，正是捻军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山西一带游击转战之时，他跋涉四方，周旋于朝廷要员之中，招揽生意，承包京饷上解、协饷调拨等汇兑业务，最后劳累成疾，于同治五年（1866年）病逝。刘庆和接任孟子元遗缺，工于心计、调度得法。他团结孟子元在世所用的一班人马，委派温绍宗为成都分号经理，梁廷绍为重庆分号经理，赵德普回旋于成都、重庆间，酌盈济虚、调整充实，让他们各尽其才，最终使得蜀地业务日益兴隆，信用卓著。

光绪六年（1880年），刘庆和谢世，赵德普继任总号经理。此时，协同庆已开创三十多年，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开封、上海、西安、汉口、长沙、福州、厦门、广州等三十多处设立分号，成为上为朝廷汇兑，下为商贾服务，饮誉全国的一大票庄。分号林立，伙友众多，且遍布各商埠，难免积弊丛生。赵德普上任后，首先裁节浮靡，罢免滥竽充数者，选贤任能。赵德普平时好读史鉴，对古今中外兴亡得失都有独到的见解。恰此时中日纠纷迭起，赵德普多次劝导东家：“国家粉饰，承平海疆，不久恐有事，决意举闽、粤各庄先行撤回，连号之不能自立者，亦拟分期裁撤，以免唇亡齿寒。”光绪十九年（1893年）冬月，赵德普一病不起。继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念念以号事为重的赵德普在深忧远虑中甩下未尽的宏图，中道而去。赵德普去世后，协同庆后继无人，财东王栋见协同庆日趋败落，赶忙抽走资本，另谋生财之道去了。协同庆成为米氏一家独资。协同庆执事继起者，大多按部就班、墨守成规，所以不到十年，协同庆连号之间互相牵掣，号规难振，人心溃散，轰轰烈烈之事业一落千丈。辛亥革命爆发，协同庆各地分号经理伙计看大势已去，一个个趁机席卷而逃。所剩无几的财产也遭到乱兵抢劫。接着，一批批债主从各地涌到平遥总号，索要存款。当时财东为“米七少”，被债主告到平遥县衙门。“米七少”事先得到风声，携其母仓皇潜逃到介休北辛武村冀家躲藏起来。冀家“笃信堂”的掌门冀师曾与“米七少”是表兄弟，米氏寄人篱下，恶习不改，仍挥霍无度，吸食鸦片，只能靠变卖财产维持生活，不久将祖上遗产变卖一空，就连豪华一时的楼阁院庭也拆卖成一片废墟。“米七少”与其母最后都在穷困中死去。股东王家从票号抽出资本后，改为投资盐业、烟铺、杂货等，但无奈其后人不争气，无不染上吸鸦片的嗜好，只有靠变卖家产为生，王氏最后一代当家人王奇，最后竟沦为乞丐，饿死街头。真是“人间沧桑，荣枯如梦”。

晋商信用的生成机制

晋商的信用何以能在五个世纪始终如一并不断发展？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以道德理念和经营价值观作指导是一个重要原因。

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共同决定经济绩效。这是因为，观念意识构建了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的主观框架，含有规范性的内容，它能用来解释世界是什么和指导人们应该做什么。

在纵横明、清商界的五百年中，晋商把商人的伦理道德和经济效益有机地融合起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仅靠谋略权变制胜，还靠诚信开路，以义制利，用信义折服天下人。在晋商分号遍天下的商业活动和交易之中，尚无政府的商业立法进行外部的法律调节。在国家商法处于“真空”状态之下，道德理念、文化传统等社会意识便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对晋商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规范作用。他们的经营活动同传统文化所提供的道德理念和经营价值观密不可分。在传统文化的孕育下，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浸润的明、清晋商，以其智慧，从儒学中体味出了相当精到的经商秘诀。在此基础上融入了道家、法家的众多学说思想，形成了自己诸多的经商理念。在他们的经商实践中既体现出“无为”而治的道家和信赏必罚的法家管理智慧和谋略，也体现了信义、忍让、大度、宽容、厚道等儒家的思想。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组成，而传统文化作为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属于非正式约束的范畴。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明确的国家政策法规设立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作为非正式约束的传统道德来维持的。因此，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沉淀，在晋商的经营活动中兼有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晋商在数百年间把信用看得高于一切，并以诚信笃实、义孚天下的形象，称雄大江南北。他们认为“诚招天下客”，“信纳万家财”，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信是处世立业的基础，是人际关系的美德，“言而信”、“言必信”是经商者必须遵循的准则。“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等商谚，都是经商重信的经验总结，并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他们深知，只有讲信用，重诺言，不欺不诈，人们才愿与之交易，一旦信用丧失，必然招致失败。在晋商看来，经商虽以盈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经商活动虽是“陶朱事业”，但须有“管鲍之风”。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应以诚相待，销售商品绝不缺斤短两，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抛售。

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诚信不欺，利以义制是晋商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循的理念。明代晋商王文显就经商信誉教育其子时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故虽利而不污。”

山西商人认为“勤以致富、俭以养廉”。故而在创业时克勤克俭、节衣缩食、虽富不奢。各家商号为保持基业历久不衰，都十分重视本号勤俭经商的传统教育，让众人居安而思危。同时，把信誉第一、“不欺”为上的职业道德观“根植”于脑海、体现于行动。

勤俭、“不欺”、视信誉为生命，使晋商赢得了“良贾”美誉。既不瞻前顾后、又不左顾右盼，一心一意沿着自己选定的经商轨迹前进。如此执著追求，焉能不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