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晋商——晋商商业信用的历史启示

【广升号的传说】

山西太谷县广升药店的前身是广盛药铺，大约创办于明代嘉靖年间。广盛药铺原是由到太谷县行医的一个大夫开办，后来被当地地主杜氏所侵吞。到清嘉庆年间，药店实行改组，增加了姚聚等股东，药店随之也“改头换面”为广升（聚记）药店。

广升药店之所以能够成为远近闻名的老字号药店，在于它有自己的招牌神药——定坤丹和龟龄集。这两种药原来都是宫廷药品。明代中叶，朱元璋八世孙朱厚（嘉靖）做了皇帝，过五十大寿，广集天下长生不老之药，方士邵之节和陶仲文合作，从宋代张君房所编纂之《云笈七签》中的许多滋补药品中，取长补短，加以增删，并采取“炉鼎升炼”的技术，制成了号称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药”献上，取名“龟龄集”。邵、陶死后，陶仲文的义子正是为皇帝监制龟龄集的总管，乃山西太谷人。待他告老还乡时，将龟龄集处方带回太谷，在他自己家中升炼服用，并赠送亲朋好友，其后人则以此为盈利手段，取名延龄堂。之后有人从他家将处方抄出，传到广升号药铺，从此龟龄集流传于世。

清乾隆年间，大内深宫里的后宫妃嫔们由于长期闭锁在后宫，精神抑郁，体力虚弱。另外，15岁入宫的宫女到25岁才能出宫婚配，长期的宫禁生活使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也都身患经血不调之症。于是乾隆皇帝命令集中在京师正在编纂《医宗金鉴》的各地名医，把治疗妇女血气抑郁症列入研究内容。名医们翻经查典，讨论磋商，集思广益，最终拟定出一个药方，付诸临床，屡次灵验。乾隆大喜，就把这种药命名为定坤丹。但因定坤丹是后宫用药，《医宗金鉴》没有将此药收录进去。当时，有个监察御史孙延夔，也是山西太谷人，其母已经重病卧床许久，却得不到任何治疗方法。他得知宫中已经有了这一神药，就从太医院将定坤丹的药方抄出，交给老家的“登元堂”药铺配制并送与母亲服用，没想到母亲很快得以康复。后来，这个处方也辗转到太谷县的广升药店，该药店将其作为药品销售，由于疗效奇特，声名鹊起。

广升（聚记）药店自嘉庆年间改组后，一直到光绪初年是它的迅速发展时期，先后在汉口、怀庆（今河南沁阳）、祁州（今河北安国）、禹州（今河南禹县）、广州等地设立分店。他们自制销售的丸散膏丹逐渐发展到十多种，如治霍乱的“麝雄丸”，治时疫的“玉枢丸”等均负盛名，销售颇佳，而拥有独特疗效的定坤丹和久负盛名的龟龄集则更是该店生财的灵丹妙药。虽然其产量较低，但因价格奇昂，每瓶平均需银二两左右，也使该店的收益不小。

光绪四年（1878年），广升药店又进行了一次改组，药店更名为广升蔚，资方包括杜、段、申氏等，而药店实权则被段氏所掌握。光绪十一年（1885年），广升蔚药店由于资方内部发生矛盾，又进行了第三次改组，申氏带领七家股东退出广升蔚，另组成广升远药店。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广升远首任经理申守常，精明强干，药店在他的主持下发展很快。申氏首先设法广为吸收游资，扩充药店资本，接着，积极向外扩展，开设分店。此外，他还积极扩大龟龄集、定坤丹的销售市场，使这两种药的销售地区由原来的山西、河北、河南、广东等地，又扩大到东北、西南各省和南洋一带。有人估计，广升远从成立到1930年，赢利在70万银两以上。但是，广升蔚却相反，由于经营不善，越来越不景气。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吸收太谷巨绅孟广誉入股资金9000两，又将店名改为广升誉，但药店经营并未改善，仍然连年亏损。1918年，广升誉再次改组，更名为广升誉（正记）药店。无奈，其经营管理一直没有走出误区，与广升远相比，营业一直处于劣势。1948年，太谷解放了，由于政府的大力帮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太谷的药店焕发出新的生机，成药产量大幅上升。1955年，政府批准广升誉、广升远两家合并，实行公私合营，定名为广誉远制药厂。

从广誉远的变迁可以看出，不论是广升（聚记）药店，还是广升远、广升蔚和广升誉，尽管牌子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它开创的这几种中成药名牌却名扬海内外，数百年长盛不衰。这完全得益于广誉远在药品生产上的严格把关。对于龟龄集和定坤丹这两种药的生产，老店不仅要求在加工方面严格细密，而且其采纳的中草药和配方也一定要上乘药品。比如，人参一定用高丽参或老山参，其他不用。鹿茸一定要用黄毛茸、青茸，不用西茸，因为前者毛细、皮红、味好；后者毛长、瘦老、气味不纯。总之，广誉远只进好货，不进次货，精工细作，各药质量上乘，信誉颇高。在国内的禹州、祁州两大中成药市场上，只要是买广誉远的货或者别家经营的标有“广誉远”牌号的药品，买主都确信不疑。

“以义制利”告诉人们行义的目的是可以考虑利益回报的，因为商人天经地义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利益。广誉远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特别重视企业信誉，更以信誉为本，铸就了这个百年老店，直至今日还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京城酱园——六必居

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谈到六必居酱园店呢？因为它是山西商人一手创办起来，并得以成功发展为历史最久、声誉最显著的京城老字号。

相传在明朝中叶，山西临汾西杜村的赵存任、赵存义、赵存礼兄弟在“学而优则商”观念的指引下，跟随着浩浩荡荡的晋商队伍，开始追寻自己的“淘金梦”。他们不辞劳苦走到了京城，惊喜地发现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如此奢华，王公皇戚、名门望族比比皆是，这些人在生活上极为讲究，越是奢华、稀罕的东西，就越受他们的欢迎。北京城内的平民百姓在吃喝穿戴等日常生活上也互相攀比，“追求时尚”，毫不马虎。这里经商的生意人纷纷投其所好，专挑奢侈高档的商品经营，这样不但利润大，而且买的人也多，自然更容易发财。

赵氏兄弟三人独辟蹊径，开了个小杂货铺。小店所卖商品看上去虽然很不起眼，但居家过日子却谁也离不开。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三兄弟的商号里除了茶以外，其他六样东西都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恰如其分地给商号起了个名字叫“六必居”。谁曾想这名字竟然能响亮地叫了400多年，当年的小店终于发展成为北京酱园中历史最久、声誉最显著的一家老字号。直到今天，这个由山西商人创立的字号招牌依然高悬于厅堂之上，尽管店里经营的内容还是那么普通，但就是这种质朴无华的风格挽留了几代人对老店的青睐，其店内高悬的金字大匾，相传也是明朝大学士严嵩所题写。当时的同行又有谁能想象到这异乡的三兄弟会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呢？

六必居最出名的是它的酱菜，有12种传统产品：稀黄酱、铺林酱油、甜酱黄瓜、甜酱甘螺、甜酱仓瓜、甜酱姜芽、甜酱八宝菜、甜酱什香菜、甜酱瓜和糖蒜等。这些产品都是色泽鲜亮，酱味浓郁，脆嫩清香，咸淡适度，成为老百姓居家的必备小菜。它们的原料都有固定的产地。比如自制的黄酱和甜面酱，其黄豆就选自河北丰润县马驹桥和通州永乐店——— 这两个地方的黄豆饱满、色黄、油性大；而白面则选自京城西面的涞水县，是一等小麦，这种小麦黏性大，老店自行把它加工成细白面，就非常适宜制作甜面酱。另外，六必居制作酱菜，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程，一切规程，都由掌柜一人总负责。比如酱的制作，先把豆子泡透，蒸了，拌上白面，在碾子上压，再放到模子里，垫上布用脚踩10至15天，然后拉成三条，剁成块，放到架子上码好，用席子封严，让其发酵，在发酵后期，还要不断用刷子刷去酱料上的白毛。如此精心细作21天，酱料才算发好。正是这种严格的操作规程，保证了六必居酱菜的独特味道和值得信赖的质量。似乎从一开始，六必居就深知“以义制利”的行商准则，他们以始终信守的道德规范为自己铺平了一条通往成功的大道。

六必居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一套独特的办法。老店几百年来的经营经验，有一条就是，任何人都不准超支或长支店内的资金，对外经营也从不欠款。店内明确规定，东伙不能借贷银钱，倘有借贷，为管事者是问。另外，银东提取钱文随时扣除，伙计提取钱文，临回家时需要还清；银东按五厘定支，伙计按六厘定支，自定支后，不得越支；还规定银东提取银两按两季开付，不准早提。在用人方面，六必居规定，店内坚决不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这一点可不容易做到。在当时的环境中，可以放下传统观念的包袱，大胆启用家族外部优秀人才，可见六必居的远见卓识。

六必居自己发财致富，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还在老家山西。他们带领大批临汾的父老乡亲到京城老店里给予他们致富的空间，使乡亲们也能一睹京城的风采，故前店柜台多是山西临汾、襄汾县人。

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现说过这样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出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六必居的代代传人正是把修德之行与取利之途间的关系洞察得非常透彻，境界标立得又那么高远，他们具有远见卓识，没有在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尽管饱经沧桑，却历久不衰，凭借老店优质的酱菜和科学的管理创造了良好的信誉。有了这样的忠诚和信义，六必居才会在风雨之中走出了400年的辉煌。

金融信用扬商界

票号出现以前，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现银调动额数大次数多、主要是由专门的运现机构——镖局进行。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镖，故名镖局。”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镖驮子”。每一驮可驮银三千两。说起镖局，在晋商史上还流传有一个具有武侠传奇色彩的故事：

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抢劫，造成很大损失。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此人武艺高强，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踹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他把不少厅、旗衙役捕快收为徒弟，并充当官吏的保镖。他的公开身份是跤王拳师，暗中却与响马贼寇勾结，作恶草原。史、乔两家深受其敲诈、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惩治其人。岂料，那些被雇来的镖师，都被“流矢儿”打得落花流水，遁迹潜踪，再也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乔两家便想请故里祁县武林高手戴奎。祁县是戴氏心意拳故地，虽说此时始祖戴龙邦、名师戴二周已过世，但戴氏传人戴奎仍是隐居乡间的武林高手，若是请他出山，制服“流矢儿”当不成问题。但戴奎为人性寡孤傲，商人们对能否请得动他却没把握。后来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礼来到县城戴宅，见到戴奎后，便将祁县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说来。待戴奎听得怒形于色时，二旦又把厚礼送上，请他出山相助。谁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二旦无奈，只好垂头丧气重返包头。

山西到包头，杀虎口是必经之处，此地匪患也最厉害。二旦刚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围住，要求留下千两买路钱，否则暴尸荒野。二旦正在危难之际，突然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倒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跑出数里，又被一群土匪拦住，又要买路钱，领头的自称是“流矢儿”大弟子飞骆驼。戴奎一听是“流矢儿”的人，怒起心头，一挟一跃先将二旦放在临近屋顶，随后飘下来，对众匪大打出手，转眼就撂倒七八个人，飞骆驼见状，亲自上阵，照戴奎致命处就是一拳，戴奎轻轻闪过，未等敌手回转，已插进敌裆，大喝一声，将飞骆驼打翻在地。众匪见状，纷纷逃窜。戴奎也不追赶，轻轻一跃，上房将二旦接下地面，对瘫在地上的飞骆驼说：“我是祁县戴奎，不服气到包头找我。”说完便与二旦扬长而去。

又过了五天，“流矢儿”的战书传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从包头赶到归化时，“流矢儿”早已带来数百名弟子及各厅、旗官场要员助阵，誓与戴奎决一雌雄。“流矢儿”身高体壮，形如罗汉。他见戴奎骨瘦如柴，气焰更盛，遂顺手将场外一个300斤重的圆锥石磙举起，扔到戴奎脚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脚一踩，将石磙就地转了两圈，猛一抬脚，已将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个“蛰龙登天”已将石磙送出一丈开外，物落原地。“流矢儿”所带之人见状大吃一惊，“流矢儿”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动手。戴奎连破对方致命攻击，而“流矢儿”更加疯狂。于是戴奎拿出戴家绝招，趁“流矢儿”猛扑之际，顺势发拳，又出其不意拍向他的左臂，“呼”地一下点住了对方腋下“夹窝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儿”一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只见他脑袋耷拉，涎水流出，二目发怔，面无血色，对众徒弟艰难地说了声：“扶我回去。”“流矢儿”回到家，没出七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消息传到包头，轻财好义的戴奎辞掉史、乔二家谢礼，返回祁县。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恶棍一事，虽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经商之艰，运现之难。

清中叶以来，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商号规模的扩大，分支机构的增多，迫切需要解决诸如资金融通、异地汇兑、结算和现金平衡等问题。靠镖局运现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社会动荡，盗贼横行，镖局运现安全性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以存放汇兑职能的独特信用形式——— 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票号自产生后，业务开展极为顺利，在全国金融界中独领风骚。

19世纪20年代以后，山西票号把晋商的信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办理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绝不拖延；吸收的存款，保证随时提取，而且此地的存款可在彼地支用，存户颇感方便。由于信用好，赢得了社会的广泛信任，无论商家住户、达官贵族，有钱都愿存往票号。山西票号何以能在几十年中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其根本原因在“信用”二字。对于票号，最讲究的是信用，存放、汇兑、提现，每一个环节都在体现一个“信”字，如果稍有疏忽，就会遭到挤兑、倒账的命运。票号之所以根基巩固，首靠信用卓著，二靠资金雄厚，三靠用人得当，四靠法规严密，五靠经营谋略。《文献通考》卷十八曾对山西票号评价：“山右铬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淳朴，信用最著。”《英国领事报告》中也说，山西票号信用很高，有力量买卖中国任何地方的汇票。庚子事变之时，在京各行纷纷停业，惟山西票号声誉大增，清末晋商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序中更道出其中原因：“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号银券最足可信，分庄遍于全国，名誉著于全球。”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给山西票号这样的评价：“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快……25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作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晋商如此重信用，谁人不愿与之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