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晋商——晋商商业信用的历史启示

原标题：诚信晋商——晋商商业信用的历史启示

开篇语：明清晋商曾在农业文明中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活跃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从业人数之众，在世界商业史上亦属罕见。从雁门关隘口的“车辙马迹”到黄河上的古老渡口，从塞北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山西境内的深宅大院到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均反映了晋商昔日的活动盛况。甚至在许多地区形成了“晋商不至，产无所泄”的局面。

那么晋商为什么能创造如此辉煌的成绩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畏艰险、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与艰苦创业精神。二是同舟共济、信誉至上的经商理念。三是以商为本、重商立业的价值追求。四是善于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

《诚信晋商》重点介绍晋商的信用，包括晋商信用的社会表现、晋商信用的生成机制和晋商信用的历史启示等等，展示诚信晋商的昨日风采，同时也希望给现代晋商以启迪和思考。

专家介绍：孙建中，经济学教授、博士，山西省青年学术带头人，晋中学院院长，山西财经大学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的著作有：《资本国际化运营》、《晋商北路贸易》、《诚信晋商》等。

晋商信用传千古

晋商是明清时期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支强劲的商业团队，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卖豆芽、卖豆腐这样的小本生意成为雄霸全国的商业巨擘，关键在于他们能够恪守自己的原则，坚持信誉至上的理念。以至梁启超感慨地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以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晋商守信用。”那么晋商的信用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国传统社会有长达上千年的抑商、鄙商传统，其中不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高论，也有“无商不奸”的俗语。在民间流传的传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无不充斥着对商人重利轻义、逐利舍情行为的刻画和批判。明、清晋商以立人为先，强调诚信为本、利以义先，诠释了义与利不相斥反兼容相通的道理，建立了商人群体良好的人格形象。

晋商为长途贩运商，后来又发展为票号商人，经营范围十分广泛。既然要利以义先，就首先要做到取利有道，要“公道待人”、“童叟无欺”，要“勤俭为先”；其次，利要服从义，要为义舍利。在此举两个典型事例：其一，光绪初年，山西连续遭灾，以致饥民饿死。祁县商人乔致庸率先开仓放粮，县里其他富商群起效仿。结果祁县死人、逃亡人数为各县最少。其二，清末民初，国难当头，晋商募捐100多万两白银，赎回矿权，还积极筹办保晋公司，并认购20万股，为全国各地纷起的保矿运动带了头。晋商积极参与保矿运动，使得商人的忠义人格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御辱自强的辉煌史册。

山西商人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和气生财。有关晋商忠厚待人的故事很多。

拾金不昧

明朝临县人王子深经营一家客栈，小店不大，说不上豪华，但也干净整洁，服务周到，价钱合理，深受过往客商的青睐。一次，有位商人住宿离开后，王子深打扫客房，发现了客人遗留下的一袋银子，便将银子妥善保管，等待失主返回认领。几日后，那位商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返回寻找，王子深谨慎地验明他的身份后将遗金原封不动地交付。失主为了感谢他，拿出其中一半的银子作为酬谢。王子深谢绝道：“你是我的顾客，财物丢失也有我的责任，再说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受人之托

清代泽州人王文宇在河北保定完县做生意，与葛东岗交情深厚。葛东岗有个儿子尚未成年，他怕其子败家，就悄悄地把800两白银交付给王文宇。葛东岗去世后，王文宇将葛东岗的儿子培养成人，并帮助他自立起家业，才把葛东岗遗留的白银全数交给他。

视诚信如生命

清代汾阳人崔崇圩以卖丝为业，往返于张家口和大同一带，虽利润不太丰厚，但也算富足。一年，市场行情不看好，年终结账亏损很大，崔崇圩的财东对他很不满意，并由此而丧失了对他的信任。崔崇圩愤然剖腹自杀，肠子流出数寸，甚为悲壮，气绝前还说：“我不善于贸易，以至于主人亏本，愧在人世。”

职业信用创辉煌

明、清晋商经营门类繁多，商号、票号内部，从人员上讲，分为东家、掌柜、伙计多个不同层次，人数众多，再加上分号、分庄遍布全国，难以实施直接控制。区区商号就如一叶扁舟，沉浮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有不慎就会触礁沉船。商号和票号如何运转协调，是晋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晋商总结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培养职业精神，倡导职业信用。通过各种渠道使号内员工各守其职、严于律己。

唯才是举委重任用人不疑靠人格

“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山西商号经理李宏龄的经验之谈。晋商于票号经理之聘用，用人唯贤，唯才是举。在这方面，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具体做法是：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经理颇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由他处置。若遇年终结算时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财东不仅不责怪经理失职，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来年扭亏转盈。正由于财东充分信任经理，故而经理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且经理有无上之权力，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均由经理通盘定夺。逢到账期（三五年不等），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经理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如不能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据说，每届年终各地经理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财东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东家敬酒上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下席，自斟自饮，受到冷遇。如果二三年都屈居下席，用不着财东说话，经理也只有自请辞职了。

天亨玉先亏后盈

常家在张家口的油面杂货店“天亨玉”开办较早，最后一任掌柜叫王盛林。一开始上任时，由于市场疲软，出师未捷，赔本了。常东家分析了原因，认为并非人为的因素所致，非但没有撤王盛林的职，还为他补足了资金，让他继续努力，三年过后，“天亨玉”便扭亏为盈。至20世纪初，各商家纷纷“落马”，常家也发生危机，王掌柜力挽狂澜，在“天亨玉”无一分资本的情况下，改组为“天亨永”，负债继续经营。直到常家衰落时，“天亨永”仍然支持着常家的开销。

富生峻掌柜三战沙场

商界风潮起伏、赔赚无常，有时确非人力所能控制。当年太谷曹家在沈阳开设“富生峻”时，掌柜领取本钱七万两白银设庄开业，但出师不利，本钱全部赔光。掌柜惭愧地向曹财东报告亏赔经过，东家不仅没有责难，反倒好言抚慰并问他是否还敢再干。掌柜得到信任，于是第二次领取了资本，再度出征，孰料还是赔累不堪。曹东家倒也真有些“耐性”，竟然三托资本令“败将”再战。受重托三度出征的掌柜深知这第三次资本的分量，于是仔细总结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改变经营方法，励精图治，不但赚回了前两次的亏赔，而且战绩显赫——以其盈余在四平街开设了富生泉、富生城、富生长、富生义四家商号。

商号伙计素质高

向把商号视己家

商号经理的选用一丝不苟，店员、学徒的录用也是十分严格，慎之又慎。学徒必须年龄在15至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善珠算，精楷书，不怕远行，能吃苦。学徒入号，须有人担保。入号前，由主考人当面测试其智力，试其文字。通过者，择日进号。进号称请进，表示人才请入，前途不可限量。入号后，总号派资历较深的人任教师进行培养。培训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业务技术，包括珠算、习字、抄录信稿、记账、写信等，学习蒙、满、俄语，了解商品性能，熟记银两成色。一是职业道德训练，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色。山西商人的习商谚语充分说明了对其学徒的要求之严：“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台”；“人有站相，货有摆样”。在山西商人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学徒规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笤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己有奔头，双亲得慰。”由于学徒制执行很严格，从而培育了不少人才，成为晋商的中坚力量。

驻庄掌柜重信用

鞠躬尽瘁为票号

东家和掌柜本领再大也无分身之术，更不可能事必躬亲。而商界起伏无常，变化莫测，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问题若不及时处理，损失自难避免，甚至可能“翻船”。对分号掌柜的考核具体有：“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易难，卒问以观其智；急则易爽，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惰，班期二年以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经过这样的严格考核，凡循规蹈矩、勤于号事、心地清楚者，不拘一格委以重任。

为了令出即行、有效管理，号令“三军”的总号掌柜采取无为而治之策：下放权利、分级管理、层层制约。将各分号的经营管理权柄“拜托”给各号掌柜，由他们根据行情广设分店，各分号掌柜受总号掌柜之聘，携资走马上任打天下。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拥有经营管理、独立核算、延聘用人、设置分店以及制定营业措施等大权。各分号之间可以彼此拆借资金、调剂“盈虚”。总号掌柜“点将”完毕则坐镇“大本营”——设于本县的老号，在所属分号间“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平衡资金。

分号规定又有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舞弊营私、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如若违反号规，则由本人、掌柜及保人三方当面交割开除出号，永不叙用，其他各连庄分号亦不得录用。这些号规的实施，加强了对分号的约束，为晋商树立起良好的商业形象，使他们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除严格号规外，总号掌柜还要派人进行经常性的突击检查。如大德通票号大掌柜、二掌柜（或委派资历较深的职员）每隔若干年都要到所属各分号进行工作视察，谓之“阅边”。这种工作视察是突然性的，并不预先通知，更不允许分号之间互相通报消息。“阅边”制度对于总号了解分号业务状况、健全各分号自我约束机制和促进分号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传说日升昌曾于光绪年间在四川开设了一家商号，聘请一个姓张的掌柜在蜀地经营。因为路途遥远，四川分号很少通音讯，时间一长，东家就忘了这个字号，张掌柜辛辛苦苦经营30多年，虽获利不大，但本钱没有赔进去。到了清末民初，张掌柜见时局混乱，于是清理号事，关门歇业，派手下向东家交割。好不容易找到东家的住址，但糊涂的东家拒不接受，说是没有这家字号，双方争执不下，竟要动粗。幸好总号掌柜及时赶到才化解了这场纷争。驻庄掌柜的忠贞真是让人感动。事实上，正是有这么多忠诚尽职的掌柜，才有东家的巨额财富。

晋商慎待相与著三晋信用传天下

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所谓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但一旦建立起来，则要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如山西祁县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经过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否则，均予以婉言谢绝。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漩涡之中。但当看准对象、摸清市场的状况，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对于已经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便；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或从中汲取教训。

乔家复字号的相与事

祁县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在处“相与”时颇为慎重，要经过仔细观察品验、接触和了解直到确认某商号信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一旦共处则善始善终，无重大变故不轻易断交。在共处过程中，给予多方支持，遇事无论于对方有利无利都示人以宽厚仁义，不为一时一事的名利而伤害朋友交情。其指导思想是“宁舍银钱，不结冤家”，“与其把钱花在衙门，不如多交相与相亲”。民国十一年（1922年），包头双盛公、双生茂生意“搁浅”，亏损倒赔，东家杨老五欠复字号白银六万两无力偿还，若乔家诉诸官府，必致其破产倒闭。但复盛公并无催逼还债之意。乔东家认为：买卖家银钱往来不是国粮皇课，动不动就与人打官司，必坏了自家“门市”，对以后其他业务往来不利。与其打官司把钱往衙门里送，不如花钱买个厚道，加深友情，交个挚友。乔东家乔映霞来视察时，赔累不堪、百般无奈的杨老五跪下“咚”地磕了个响头，乔氏赶忙上前扶起，六万两白银的欠款就这样一笔勾销。这类事情在乔家各字号并非罕见。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大洋1000元，仅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广义恒绒毛店欠复盛公五万元，仅以数千元房地产抵偿就算了结。守信誉、重友情，这正是生财有道的山西商人得以在商界立足的一贯经营作风。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商界弄潮险象丛生、赔赚无常。遇到亏赔过巨、资金周转不灵，不能按期偿债亦是商界常有之事。其他小号并无威慑之力，无力与资强底厚的大字号对峙抗衡，只能仰人鼻息。倘若任其破产倒闭，难保不祸及池鱼、唇亡齿寒。况且任何买卖倒闭时，债权人无不为之受累，哪有不亏之理。与其被动地三折五扣，落不了几个钱，不如听之任之，由其自便，自己得一个乐善好施的仁义美名。因此，复字号每遇倒账之事，均采取适可而止的态度。债务人怎样还，他就怎样收，一向不计较争论。

那些得到恩惠的欠债者境况一有好转，便争相偿还欠款，以维护自己商号的声誉。其他字号、小商小贩及市井庶民也都愿与复字号往来生意，光顾其店面。复字号则来者不拒，迎来送往，广交天下友，笑纳八方财。

滴水恩，涌泉报

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其“相与”的“大盛魁”商号借银三万至四万两，并且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无资金的状况下全靠借贷维持，仅将字号改名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账，全凭着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王盛林认为该号受过大盛魁这位“相与大哥”的帮助，不能过河拆桥，立即派人送去二万银元。当时有人反对，认为此款放出去根本无法归还。王掌柜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支持，天亨玉早就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呢？”正由于晋商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相与的和睦相处、诚心扶持，其他各商号才都愿与晋商生意往来，从而实现了共同发展。

晋商会馆应犹在内含诚信启后人

晋商信用也体现在会馆的建立，可以说会馆是以地缘为纽带，体现晋商信用的一个行会组织，也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会馆的由来还得从明朝说起。山西万泉人贾仁元，字西池，为人善良、慷慨，喜欢做义举办善事。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考取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戍政，克经筵官。贾仁元在京做官时宅第在崇文门外的东南，山西的同乡在京办事、游历经商经常去投靠他，每次他总是热情款待，并安排在其南院住宿。长此以往，南院就成为贾仁元的客院，最后他干脆将南宅作为三晋会馆，供在京的晋籍士人住宿、聚会，从此会馆就流传开来。

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渐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随着晋商经济活动在全国范围的普及，山西会馆也随之分布于全国各地。

会馆的作用也体现了晋商的信用：敦睦谊，联感情，本着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原则以谋求共同的利益。当同乡人有困难时，会馆义无反顾地给以帮助。会馆每年都要拿出一些经费作为无依无靠的贫苦同乡生病或死亡后补助或丧葬之用，并且设有一处或数处“义园”，作为同乡死后停灵埋葬之用。会馆是维护同乡或同行商人利益的组织。如山西烟商在北京建有河东烟行会馆，乾隆时，由于“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后来依靠会馆力量与牙行交涉，终于取得胜利。山西在北京营销桐油的商人，则通过会馆借官府之力限制了牙行的勒索，于是在山西颜料会馆立碑为记。洛阳的潞泽会馆《老税数目志碑》则记载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潞泽会馆以商团名义，向当地税收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收的事情。此案历时一年，潞泽商人胜诉。

会馆还是祭祀关公、财神及本行土神的场所。崇奉关公，让关公走上神坛，这种现象最迟在隋代已经出现。以后历代皇帝又屡屡加封关圣，到清代关公已成为人们最为尊奉的“武圣”。关公被人们誉为“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义不苟取”、“信义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等，商人经商需要一种精神支柱，即以关圣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圣的“信”来取信于民，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伪劣等行为。所以山西商人最为仰慕敬重关圣。他们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圣，而且在各地的山西商人会馆中为其修殿供奉。所以在各地的山西商人会馆中规模最为宏伟的建筑就是关圣的神殿，甚至有的地方把山西会馆修建成关帝庙的形式。会馆内关羽的雕刻比比皆是，如“关公斩蔡阳”、“关羽封金”、“过五关斩六将”等。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通广大”的神祇，日夜监督他们的全部精神世界和商业交往活动，同时从关羽身上汲取无穷的正气力量，有效地规范商业行为，在商业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例如，河南社旗山西会馆的石碑记载：原初社旗有买卖数家，雍正时开张者有二十余家，其间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享其利的现象，于是全部商贾齐集在会馆关帝庙，公议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私下更换秤戥。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拿着秤举报衙门。商人议事齐集关帝庙前，是以关圣的信义来衡量和规范商人的商业行为，足见关圣在商人精神世界里的作用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