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晋商——晋商商业信用的历史启示

票号元老——日升昌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这是名扬天下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的一副楹联，至今仍然留存在山西平遥县城该号旧址后院里。平遥位于晋中地区，与相邻的太谷、祁县在19世纪后期堪称中国金融界的“金三角”。

票号为山西商人首创，给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

自明代起，平遥就出现了许多以制作和运销颜料为业的商人，其中清嘉庆年间开设的西裕成颜料行规模最大，资本最雄厚。它在国内各大城镇、商埠所设分号，少则几家，多则几十家。仅在京城一地就有分号36家，位居晋商在京各号的首席。

嘉庆年间，随着国内贸易的发展扩大，埠际间债权债务的银两结算和借贷的业务日益增多。依靠镖局运送现银，已无法适应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嘉庆后期白莲教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镖局运现银风险更大，商人们都感到不便，迫切希望用汇兑来代替现银运送以解困扰。此时，正是主持西裕成号事的大掌柜雷履泰，审时度势，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汇票经验，首先在晋商之间、京晋之间由西裕成众分号开始经营汇兑，此处存款，彼处取钱。存款月息一般是二至三厘，放款月息七至八厘，汇兑费用一般是汇兑款额的百分之一。当时市面上周转的银子分碎银、锭银和元宝等几种，元宝一般重50两。由于重量和成色不一，从相互兑换平色中也能赚得不少利润。虽然如此，但因保险方便、迅捷，委托拨兑者蜂拥而至，票号盈利与日俱增。雷履泰见做汇兑生意利润丰厚，势头甚好，就在清道光四年（1824年）与东家李大全商定，在西裕成颜料庄的基础上另设一个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并取名为日昇昌，从此，山西第一家票号正式宣告产生。

雷履泰（1770－1849年），平遥县龙跃村人，其祖上也是晋商世家，参与过运输货物。不过雷履泰少年时，父亲早逝，家境困难，他就“辍读习贾，弃儒就商”。起初在几个商号做事，忙忙碌碌，并不得志。后来迁居平遥城内北门口拐角处，成了“看宝盆”的行家。看宝盆，是宝房（赌场）里的专业行话。当赌徒揭开盆盖时，露出骰子的点数时，就要计算出输赢银两的数目。西裕成老板的二少爷李大全一日心血来潮，到宝房看热闹。当宝盆揭开时，雷履泰脱口而出，其报数之准，反应之快，让李大全颇为惊讶。凭着“第六感觉”，觉得这位同乡少年很有潜力，于是拱手相邀。雷履泰跳槽到了“西裕成”后，不出李大全所料，才华逐渐显露出来，先是被派往北京、汉口当分号经理。李大全继承家业后，40多岁的雷履泰便被他调回平遥总号，担任大掌柜，成了平遥县颜料行的头面人物。他因创办第一家票号而成为山西票号创始人，在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日昇昌在他和二掌柜毛鸿岁羽、三掌柜程大培的通力合作、苦心经营下迅速发展壮大。

毛鸿岁羽（1787——1865年），平遥邢村人，父亲毛际美是个普通的商人，奔波于京津等地。毛鸿岁羽早年就离家当学徒，在平遥县“聚财源”粮店里当伙计时，曾干出一件好买卖来。一次，老板派毛鸿岁羽到晋北预订食油，等他赶到那里，食油已经被预订空了。失落之余，他看见油坑旁被遗弃的损坏油篓，顿时有了主意。他到油坊附近转了一圈，将附近村庄编制的油篓全部买下。当那些已预订油的商人去提货时，才发现平时不起眼的油篓变成了“抢手货”，最后都不约而同地向毛鸿岁羽恳求分些油篓。毛鸿岁羽乘机开出“分些食油”的条件。“围魏救赵”的棋走成了，毛鸿岁羽的使命也顺利完成。毛鸿岁羽这匹千里马，还是雷履泰这位伯乐看中并“挖”到“西裕成”的。

雷、毛两位掌柜都是久经商场的高手，深谙生财之道。票号虽然盈利丰厚，但他们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眼望娘子关外，手伸大江南北，意在图谋大业，称雄票号业。日昇昌奠定基业后，旋即派人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调查摸底。随后派精明干练、诚实可靠的人员分赴各地，设立分庄开办汇兑业务，形成了日昇昌在全国各地的汇兑网络。各庄开业之初，分号掌柜为了招揽业务、扩大市场，都纷纷拜访当地晋商，拉拢关系。他们凭着多访问，勤跑腿，近者悦、远者来的谦虚态度，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在短时间里便打开了局面。

据史料记载：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的老太太，几十年如一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平遥城人见了她，都像见了“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突然有一天，这位乞丐婆惠顾了日昇昌，颤颤巍巍地掏出一张汇票要求兑付白银。伙计一看大惊，汇票金额是12000两银，更让人震惊的是这张汇票还是30多年前张家口分号的。汇票是真是假，总号上上下下慌乱了一阵。最后经掌柜查验，确认汇票真实无疑，日昇昌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将12000两银交由日昇昌张家口分号汇出，汇票藏在身上，原想回家团聚，不料途中染病身亡。悲痛欲绝的妻子在乡亲的帮助下料理了丈夫的后事，从此家境每况愈下，最后沦为乞丐。几十年后，老太太无意中摸丈夫惟一的遗物夹袄时才摸到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昇昌票号的诚信声名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不但山西商号与日昇昌的业务交往日趋频繁，就连外省商号以及沿海一带的米帮、丝帮，也愿意与日昇昌进行业务交往，事业如日中天。

日昇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基础逐步稳固，规模也不断扩大，“京都日昇昌汇通天下”的招牌遍及除东北、西北以外的大半个中国。及至光绪初年，东家名义上的资本就有36万两，而常年流动周转的又岂止百万、千万两。掌柜们凭借与清廷达官贵族的密切关系，不仅“汇通天下”，甚至官吏的升迁、捐官鬻爵、包揽诉讼，地方兴革大事等都能从中操纵。日昇昌的伙计们也是派头十足，盛气凌人，每每以在“天下第一号”日昇昌工作而洋洋得意。

日昇昌的这番成就，与雷履泰、毛鸿昇二位掌柜团结一致、共商合议、相互协作是分不开的。但在道光六年（1826年）李大全病逝后，16岁的长子李箴视掌管日昇昌。雷履泰受旧主临终托孤，全力辅佐幼主，并认为日昇昌是他亲手创立，应由他全权管理，连李氏东家也不能随便插手，因而踌躇满志，唯我独尊，处理号事时常常独断独裁。对此，年轻气盛、胸怀大志的二掌柜毛鸿昇深为不满。两人逐渐由相互猜忌、勾心斗角，发展成争功夺利、互相排挤的死对头，最后日昇昌的“银山”上终于无法容下雷、毛这“两只老虎”。

一次，雷履泰偶感风寒，在号上卧床疗养，但号内事务仍由他带病处理，不肯放权给二掌柜毛鸿昇。于是毛鸿昇便私下向东家建议：“为雷掌柜身体着想，还是劝其回家安心静养一段为好。”东家见雷掌柜带病工作，确实于心不忍，又经毛掌柜这么一说，便对雷掌柜好言劝道：“你带病工作，操劳过度，对病体不好，不利健康，暂时回家中调养几天吧。”雷掌柜一听此言，便猜想是毛鸿昇从中作祟的“交手腕”。虽然心中怏怏，但还是声色不露地坐车回家了。过不了几天，东家去探望在家养病的雷掌柜，进屋一看，见案上、床上堆放着许多信件，随手拿起一看就傻眼了。原来这些全是雷掌柜吩咐日昇昌各地分庄结束业务的信件。东家忙问缘故，雷履泰答道：“日昇昌是你的生意，你是东家，但各地分庄是我安置的，我有权收回来交代你，也请你另请高明接管，我从此就告退了。”东家一听，焦急万分，急忙劝慰雷掌柜不必多疑，身体为重。雷履泰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有人想取我而代之，我还怎能干下去，只好他干我不干。”这时东家才醒悟过来，心想：雷、毛二位再也无法相处，为保全日昇昌家业必须速定取舍。迫于无奈，东家双膝下跪，恳求雷掌柜“放一马”，不要告退，并保证不听信小人胡言，对雷掌柜管理日昇昌深信不疑。雷履泰见东家如此恳请，便点头同意不撤分号，但仍托病不上号。少东家无奈只好吩咐伙计，天天备上一桌酒席，并奉上五十两银子（相当于票号伙计一年的薪水）。这一切被二掌柜毛鸿昇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自觉日昇昌已非久留之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愤然辞职，另谋出路了。毛鸿昇被挤出日昇昌后，被介休侯家聘请创办了“蔚”字五联号的票号，并与日昇昌票号在票号业中展开了激烈竞争。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山西第一家票号，由于经理人的争权夺利而分裂，这对日昇昌说来是件坏事，但这一分裂却推进了山西票号业的发展，使发端于平遥的山西票号，向太谷和祁县等地不断扩延，逐渐形成了平遥、太谷、祁县三帮票号。

“老二”走了，提拔了“老三”程大培。程大培，平遥县回回堡人，早年务农，后来进入西裕成汉口分号干杂活。有一次乱匪流寇突袭汉口，西裕成分号及其他店号的伙计大都惊吓逃走，平时被人看不起的程大培却镇定自若，把账簿、银两都藏了起来，避免了巨大损失。程大培因忠心耿耿，护店有功，被正式接纳为店里的伙计。雷履泰出任汉口分号经理时，程大培已是他的协理。雷履泰调到京都分号时，程大培接任了汉口分号的经理，日昇昌票号成立以后，程大培居于“三把手”。

毛鸿昇离去后，雷、程二人全力支撑日昇昌票号，业绩显著，广被世人所称道。以致当时流传着一句俗语：“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儿子雷履泰，二儿子毛鸿昇，三子没出息，也是程大培。”雷、程二人领导下的日昇昌首创了一套汉字“密码”，即用汉字作代码的保密方法。而且每家票号的代码不同，不时地更换，使得外人揣摩不透其中的奥妙，难以制假、冒领。比如，一至十二月的密码是“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个字，数字一至九的代码为晋、兖、青、许、扬、荆、豫、梁等州名。有些密码是一首五言诗，有的是历史典故，有的是警句，便于票号伙计记忆。同时书写汇票由专人负责，他的毛笔字迹事先通报给各分号，让大家熟悉，由此杜绝伪造毛笔字迹。后来的其他票号对密码、密押又有新的发展，但基本上是沿用日昇昌票号汉字代码的思路。可以说，在票号史上，雷履泰不愧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随着日昇昌业务的不断扩大，其经营作风也与往日截然不同。雷履泰，在日昇昌大权独揽，傲慢自大，不可一世，从前那种多访问、勤跑腿、近者悦、远者来的谦虚态度也踪影全无，而是广交贵族官僚和豪绅地主，专做大宗的官府生意，至于小商小贩的汇兑生意，非五百两银子一张汇票不接手，俨然一副财大气粗、不屑蝇头小利的官商架子。掌柜们出入府衙，乘坐的是绿围四抬大轿，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如同回家一般。地方官吏虽心有不满，也奈何不得，只得迎来送往，以礼相待，不敢等闲视之。

日昇昌的东家李箴视，因日昇昌生意兴隆而大发横财，成为有钱有势、远近闻名的巨富。他靠着日昇昌源源而来的银子，广置田亩，大兴土木，仅平遥县达蒲就筑起四座深宅大院。每座院内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前庭后院，院院相连，楼阁相望，亭榭互映，好似“大观园”一般，气派非凡，乡民们称其为达蒲村的“李家堡”。院内仆役丫鬟成群结队，一呼百应。李东家整日以烟枪为伴，侧卧灯前，吞云吐雾，晨昏颠倒，每餐必是山珍海味，名酒佳酿。仅用饭时的佣人就有捧盘的、献菜的、斟酒的、捧痰盂的和打手巾的等二十多人。一年四季厨房内鸡、鸭、鱼翅、燕窝、海参、松花、火腿、口蘑、银耳及国产名酒等应有尽有，真是暴殄天物、穷奢极侈。而这时正是道光年间天灾接连发生，饥馑不断，饿殍遍野，人民相食的灾难年代，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于是，日昇昌也开始因掌柜东家的穷奢极欲走向衰落，1914年9月，伴着社会动荡和变革，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昇昌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票号首富——蔚字号

早在清康熙年间，介休县北贾村商人侯万瞻与两个儿子往返苏、杭，贩卖绸缎发财致富。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终于田连阡陌、骡马成群、宅院数座、生意几十处，当地人称“侯百万”。平遥、介休、晋南、河北等地侯家的绸缎店、茶庄和钱铺随处可见。嘉庆十三年（1808年），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侯兴域自感不久于人世，于是按中国多子分承的传统习惯，把所有家产留出一部分养老外，分六股均分给六个儿子。不久，他和长子、次子相继下世，侯氏家族由三子侯庆来掌管，负责打理侯家的六股生意。这个侯庆来就是上述那个极力倡导和支持把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的侯培余。他本是书生，曾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为人处世精明练达，颇具才干。侯家的生意一经他的掌管便如鱼得水，财源茂盛。掌家伊始，他广招贤能，锐意改革。首先把开设在平遥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商号大都改为“蔚”字商号，即蔚泰厚、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据说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字蔚观，以“蔚”字取号是为了永志不忘其父创业的艰辛。

一日，侯培余在家喝闷酒，忽然手下兴冲冲地喊道：“天降大喜了！”原来日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辞职了，侯培余喜出望外，立即预备厚礼，登门拜访。毛鸿翙也正想出口恶气，以雪耻辱，对侯东家的知遇之恩更是感激涕零，便一口答应下来，发誓与日昇昌票号一决雌雄。

道光十四年（1834年），侯氏“蔚泰厚”绸缎店铺改换招牌为蔚泰厚票号，这是平遥城内继日昇昌之后的第二家票号。毛鸿翙出任大掌柜，东家侯培余提供雄厚资金，作改组之用。但大掌柜依然眉头紧锁，他觉得光靠自己的孤军奋战，难以与日昇昌相抗衡。于是将日昇昌的业务骨干郝名扬、阎久安挖到自己门下。郝、阎原都是毛鸿翙的“铁哥们”，对雷履泰的“一手遮天”也颇有微辞。加之毛鸿翙重金相聘，并委以重任，他俩就决定“跳槽”，并带走了一批老客户。对此雷履泰恨得“牙根都痒痒”，写信给日昇昌各地分号，讥讽跳槽的两位是无名小卒、墙头草。雷履泰为了保持日昇昌在各地市场上“独居奇”的地位，在与蔚泰厚票号的激烈竞争中，总想在业务上把对方压倒，常常放款减息，少收汇费，与蔚泰厚争揽顾客，搞得蔚泰厚一些分号苦不堪言。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蔚泰厚苏州分号向它的京师分号诉苦道：苏地钱店以及为士人学子捐纳功名等生意，由于日昇昌揽做，咱号概不能做分文。可毛鸿翙誓死抗争，雷履泰在哪里开分号，他也随即在哪里开业。来个你出掌来我踢腿。随着日昇昌与蔚泰厚竞争的加剧，雷、毛二人更成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头。以至于雷履泰的儿子叫雷鸿翙，毛鸿翙的孙子叫毛履泰。

侯培余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后不久便去世了，侯家的全部生意又由其子侯荫昌接管。毛、雷在票号业务天地里大战正酣时，侯荫昌加大了投资力度，索性把蔚字号下属的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统统改为票号，交由毛鸿翙掌管。接着又将与人合伙的天成亨、蔚长厚两家布店也改为票号。至此，上述六家票号在山西票号业中，被称之为侯家“蔚”字号。蔚字号在毛鸿翙的苦心经营下，大家戮力同心，到处兜揽生意，设置分庄，不几年已发展到与日昇昌相抗衡的程度。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约三十余年时间，蔚字号分庄林立，各有资金十万、数十万不等，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随着发展，蔚字号人员不断增多，机构日益壮大。为了严格管理，提高效率，扩展业务，掌柜和股东们协商，请平遥超山书院山长徐继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号规。对于合资经营者的权限，结账时盈亏的分红办法，号内人员的编制和调配升迁、福利待遇等一一做了明确的规定，使蔚字号经营有序、基础日益巩固。

初创时期的蔚字号主要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中收取汇费和利息来赢利，经营对象也主要是各大商店和小商小贩，但这并不能满足其越来越大的“胃口”。看到日昇昌票号攀结达官显贵、经营官款拨兑，白花花的银子如流水般出出进进，颇为眼红，随即也开始出入王府，交结权贵。1873年，清廷兵饷不继，蔚字号迅即借给20万两白银。曹锟竞选总统时，为了“打点”各个关节，需要狐皮大衣400件，蔚字号不分昼夜四处访求、购买，圆满完成“皇差”。因此，蔚字号的主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举凡官家粮赋税款、兵饷丁银、清廷横征暴敛之财以及贪官污吏“灰色收入”也由其过局。一纸汇票过手，几十万两银子就入了腰包，利润自不待言。每次分红，一股就可得白银万两。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西大旱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晋中各票号募捐赈灾银12万两，其中蔚字号东家侯荫昌慷慨解囊，独捐一万两白银。曾国荃“眉开眼笑”，大笔一挥，送给他“乐善好施”的金牌匾。其实，这区区万两银子对蔚字号来说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是九牛拔其一毛，无关痛痒！每次账期分红，几十万两银子都源源运进了北贾村侯家大院。以至当时有人对山西14位富豪按资产进行排名，蔚字号的财东侯氏是稳居榜首的“大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