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晋商——晋商商业信用的历史启示

商业信用堪回味

诚信高于一切

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诚信看得高于一切。经商“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他们深知只有讲信誉，重然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于跟他们交易。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一旦信誉上丧失，必然招致失败。他们在经商活动中总结了许多有关经商诚信的商谚，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平、尺满足”。许多老店、大店在店堂悬挂着“货真价实”和“童叟无欺”的条幅，是店铺对顾客的承诺。可见，诚信不欺是山西商人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循的信条。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在山西商人中讲信誉的商人和商号比比皆是，如盂县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一时侪辈推为巨擘”。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时，不少人重利忘义，欺骗顾客，太看重利润，唯独王谦光行商不欺，诚恳忠厚，深得顾客信赖，所以生意兴隆。

旅蒙晋商与蒙人的贸易基本上凭信用维系。在对蒙贸易中，蒙人出售的各类畜产品是有季节性的，但所需用品则长年不断，故习惯从各商号的分店、支店或小贩那里赊购。根据蒙民的情况，晋商采取春赊秋收的交易办法，农村老主顾春季换季缺钱，商号尽量赊给以解燃眉之急，秋季粮食收仓时，再派人收账。这种以赊销者、以商品形式授予赊购者的信用，也就是晋商借信用关系把商品卖给蒙人的过程。按商品交换原则，晋商将应收的货款贷给蒙人时应收取利息，但以这种形式授予的信用，利息通常已包含在商品价格中，即不再额外计付利息，也就是以赊销方式购买商品的价格一般高于以现金交易方式购买商品的价格。事实上，晋商正是以这种手段从蒙民那里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大盛魁艰难创业

说起近代山西商业来，理当首推晋商旅蒙巨号大盛魁。清康熙初，三个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山西穷汉，为谋生路，弃穷图富，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出了雁门关。这三人便是山西近代旅蒙巨号大盛魁的创业者——— 祁县人史大学、张杰和太谷人王相卿。三人瞅准康熙皇帝入蒙征剿噶尔丹叛乱这一时机，随军入蒙，凭着微薄的资金，采办些细小的生活用品，挑担而行，沿街叫卖，蒙古人称之为“丹庆门”，就是货郎担，开始了他们艰难的创业里程。

三个货郎担非常艰辛，只可勉强维持“温饱”。清军征服噶尔丹后，军队的供给仍然靠原驻地山西右玉县杀虎口运送。史、张、王三人随之也来到杀虎口镇落下脚来，支起一块“吉盛堂”的招牌，干起了坐地行商的买卖。可是因为吉盛堂资金匮乏，难以周转，无法扩大经营，生意也十分清淡。一年到头别说有些盈余，甚至连食用也难以赚回。面临此境，三人大为失望，意欲“卷铺盖”走人，收摊回家。岂料“财神”从天而降，帮助三人摆脱困境，走上了致富之路。

一年除夕之夜，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三人围坐火炉旁，眼瞅着一锅小米稀饭发呆，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一副凄惨景象。当三人正欲端碗喝粥时，有一喇嘛悄然而至，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三人的“年夜饭”，想要投宿。三人虽舍寒粥稀，但大家同是出门人牞有难同当，有汤共喝，于是热情招呼。喇嘛也不客气，将汤喝完也不说谢字，转身就走。等三人回过神来，才发现喇嘛遗留下一个包袱。追出门外，哪有喇嘛的踪影。更为奇怪的是雪地里竟没有一个脚印。三人将包袱打开一看，内有纹银五百两。以后多次寻访那喇嘛，均无下落，于是，三人商定将那五百两纹银借做资本。从此，“吉盛堂”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日渐兴隆，实力也日渐雄厚起来，康熙末年“吉盛堂”改名为“大盛魁”。史、张、王三人致富不忘本，为了纪念喝米汤的那一夜，大盛魁规定每年的正月初一，全体员工一起喝米汤，并将喇嘛神奉为大盛魁的“财神”，世代供祀。将向“财神”所借用的五百两银如数留出作为财神股，永远进行分红，并将每年的分红计入一本“万金账”。“财神股”作为大盛魁对喇嘛恪守信用的体现，一直持续到大盛魁衰亡。大盛魁对一个只有一面之缘、来无踪去无影的恩人有如此情谊，确是难能可贵。

大盛魁初期经营的商品极不固定，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随着资本积累的逐步增加，其经营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最终发展到不再沿街叫卖，不再坐地行商，而是利用庞大的骆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贸易活动范围也越出了草原，南至广州，北达外蒙古，东抵日本，西到莫斯科，形成了规模巨大、网点密布的国际商业集团。大盛魁职工自豪地说：“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路上有骆驼。”设“狗股”折射晋商情义

清光绪年间，库伦遭灾，牧畜大批死亡，粮草歉收，物资紧缺，市场商品匮乏，物价暴涨。大盛魁的伙计得到信息，由于时间紧迫，就立即让狗连夜送信到归化总号，大盛魁因及时得到“狗信使”传达的商情，组织国货北运，发了一笔横财。做成这笔大买卖，狗无疑立了大功。从此，狗在大盛魁深得主人厚爱，享有很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凡是号内养狗的人，都可以顶“狗股”，每条狗可顶“狗股”一二厘，参与分红。每当狗养到一千条时，主人都要“设宴”款待它们一番，并给狗演一台戏，以示恩典，称为“狗节”。晋商历史上，关于狗股还有多种说法：一说，茫茫草原，无边无际，更没有道路，大盛魁运输货物的驼队迷失了方向，人困驼乏，草原荒无人烟，又找不到水源。在这生死关头，随队看守货物的狗起了作用，狗不但领路，而且起了保卫作用。还有一说，乌里雅苏台发生事变，被围得水泄不通，“包围圈内”的人都无法报信给清廷，设在此地大盛魁的分号把赌注押在了一条看家护院的狗身上，把信系在了狗的脖子上，让狗送信到大盛魁总号。清廷通过大盛魁获得情报，立即派兵驰援，解了乌里雅苏台的围，大盛魁由此获得了种种特权和好处，大盛魁便专门设立了“狗股”。不管哪一说，“狗股”作为大盛魁对狗的恩惠的纪念和回报，体现了大盛魁对“恩公”的情义。对一条狗尚能如此，对商号的“上帝们”——顾客就可想而知了。

【乔家复字号】初涉商界遭打击

祁县有句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祁县的乔家与内蒙古包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还得从乔家的先人乔贵发说起。

乔氏祖先是黄土高原上的普通农民，遗留下一个年幼的孤儿乔贵发，便永远闭上了双眼。乔贵发从小寄养在祁县东观镇的舅父家，舅妈对他颇为冷淡，整日里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本家侄子办喜事，乔贵发一大早就赶去帮忙。中午新人典礼时，新郎新娘要给长辈磕头行礼，这时乔贵发正在灶头旁拉风箱，拉得满头大汗，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刚想起身，有人讥笑道：“还给这种人行礼，真有失身份。”事后乔贵发越想越气，毅然背井离乡，独自一人去口外谋生，在萨拉齐厅老官营村的合成当铺作小伙计。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虽劳务繁重，报酬甚微，但毕竟能混得一碗饭吃，不觉一晃就过去十余年。此间，乔贵发与店内一个姓秦的伙友多年相处，过从甚密，还歃血为盟，结为义兄义弟。当二人经过多年辛苦劳作，略有积蓄之时，当铺的算盘珠子引起了他俩更多的遐想：寄人篱下，不如自己当老板。

当时还没有“包头”这个城市，清廷为支应蒙古驻防清军的粮秣，开禁土默特旗的广大牧场，招徕内地百姓开荒种地、屯田实边，处于东西交通要道的包头人多了，商机也就出现了。二人随即辞职出号，另起炉灶，在包头西脑包开设一个草料铺，自立门户，经销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由于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生意日见起色，资金积累逐年见长。但不久，这两个涉足商界的新手因缺乏经验，财力不足而亏损，几乎垮台。遭此打击，乔贵发容颜憔悴、心灰意冷，收拾行李，告别秦兄，回祁县老家种地去了。老秦则留守铺面，勉强维持生意，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重整旗鼓成财东

乾隆二十年（1755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各地粮价普遍下跌，黄豆价格尤疲。老秦为储备磨豆腐、生豆芽的原料乘机购进一大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格陡涨，市场行情发生巨变。老秦见此喜出望外，瞅准时机把储存的黄豆以高价大批售出，获利颇丰。此次成功的黄豆生意为乔、秦二人买卖的复兴带来了希望。老秦自认为时来运转，发财有望，兴冲冲地把祁县的乔贵发接回了包头，共商生财大计。

正是秦氏与乔氏“拜把子”兄弟间的情和义，使得秦氏赚足了资本之后，还会想着乔贵发，把发财的机遇同乔贵发共同“分享”。如果当初秦氏来个“单挑”，晋商的历史上，就不会有成就霸业的乔家复字号了。

乔、秦二人以黄豆生意赚来的那笔钱为资金开设了“广盛公”字号，经过艰苦创业，生意日隆。他们逐渐在包头商界显露头脚，成为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秀。这时包头的商业中心由原来西脑包逐渐转移到东河区转龙藏以西大东门一带。乔、秦二人审时度势，赶“热点”随之转移，在大东门购置地皮，建了一处高大宽阔的房院，作为广盛公的号址。同时调整经营项目，扩大营业范围。不仅继续操办酒、油、米、面等原有业务，而且还兼营粮盘、钱盘、贩马、设栈等买卖，就连绸缎布匹、针头线脑、副食杂货也一应俱全。这时的广盛公无论是经营项目，还是资金积累数额均非昔日可比，乔、秦二位弄潮儿在商海的漩流中渐渐成熟起来，成为包头商界家财万贯的巨富。屈指一算，两人来包头已有三十多年的光景，于是从山西老家聘请掌柜来支持号事，自己则衣锦还乡当起了财东。忘乎所以“卖树梢”

广盛公生意兴隆，掌柜们有点忘乎所以。经营酒、油、米、面及杂货已经不能满足其胃口，便把大批资金用于投机行当——— “卖树梢”，牟取暴利。每年春季青黄不接时，急需用钱的农民以种的青禾作抵押，向商号借贷钱物，秋后按照原来预定价格交纳粮食，俗称“卖树梢”。广盛公的掌柜们做这种投机买卖得心应手，备尝甜头。

一年，广盛公的一大笔“卖树梢”的买卖失手，亏损巨大、债台高筑，濒临倒闭绝境，掌柜们一个个狼狈不堪，追悔莫及。幸亏广盛公在商界声誉素著，与主顾、同行和睦相处，“相与”甚深，得到了社会各方好友的支持。大家共同议定，给广盛公一个“缓期执行”——— 三年内还清债务。有了喘息的机会，广盛公上下卧薪尝胆，从惨败中汲取教训，调整经营项目和方式，谨小慎微、克勤克俭、苦心经营。三年下来，不仅还清全部债务，还有了较大盈余。债主满意了，乔、秦财东及掌柜也乐了，大家都认为这是好兆头，是广盛公复兴基业的起点，一致主张改组字号，于是在“广盛公”的基础上，以乔家在“在堂中”、“大吉堂”、“进修堂”、“德星堂”和秦家“三余堂”的名义，投资白银三万两，改组成立“复盛公”，意喻“复兴”——重振大业。

盛时不忘创业难

晚清时，大盛魁的发展臻于鼎盛，已是财富千万的巨号了。其资金的雄厚，据说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一个挨一个排到北京，拉出一条全长两千公里的银元宝线来。号内职工多达六七千人，骆驼两万头，其分号的资本也已发展到了十万、百万，形成了集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于一体的具有子母公司性质的独特的商业系统，雄踞塞外，独霸一方。即使如此，掌柜们却始终不忘创业时的艰辛，非常重视职工的传统教育。每有新职工入号，掌柜都要带着到财神庙内参观先人创业时的遗物，睹物思情，言传身教，勉励后人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每到大年除夕，掌柜因伙计们一年辛苦，都要设宴犒劳一番。山珍海味，老窖佳酿自不必说，但在美馔珍馐之后，必有一道小米稀粥，告诫人们，吃甜忆苦，不忘当初。

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大盛魁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管理规章。号内业务的来往信函通常是暗语问答，看去只是寒暄问候、谈天说地、气候冷暖，而掌柜们则一目了然，掌握了行情。

在蒙古经商有方

大盛魁的掌柜们在蒙古经商数十年，对蒙古牧民的消费心理和生活习俗可以说熟悉到家了。其分号、支店的流动售货小组，常年游走蒙古包，做零星买卖，有的在某地区或某一旗经营几年，甚至几十年。蒙古牧民素来朴实豪爽，但不善算术，购物时常以方便实用为需。因此，商人们便依照蒙人体格状况，将布料分割成不同尺寸的袍料，任由选购。每到冬至还制作大批的白面饺子冷藏运往蒙古包销售，做节日的应时商品，颇受蒙古牧民欢迎。蒙古牧民居住分散，遇有病痛往往缺医少药，很难及时得到诊治。掌柜们便按蒙医惯用的药包，把药方分为七十二、四十八、三十六、二十四味四种，注明药名和效用分包出售，而且掌柜和伙计们都粗懂医术，会些针灸，为蒙民医治些轻伤小病，因而不仅博得对方好感，还树立了字号的信誉。

大盛魁在蒙地的销货方式就是以赊销金额为本金，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皮毛若干，到期用实物还本付息。有些旅蒙商“以牲畜质物，指定某畜由原主代为饲养，数年后取之如携，若有死伤，原主指它畜以为偿”。除赊销外，他们还采取了预付货款、延期支付等其他多种形式。可以说，在晋商漫长的经商活动中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蒙民从事畜牧业，季节性强，购物时常常不能当下付款，掌柜便以高利率借贷赊销，规定两年还清，年利为百分之五十，若三年还清，年利为百分之七十。到时牧民用牲畜、皮毛、药材等抵偿债款。而商人们乘机压低价格，进行盘剥。这种借贷赊销的方式，虽加重了剥削，但也方便了牧民。在由王公开具的借贷印票上写着“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因此，蒙民所欠债务一般是不敢倒账的。

大盛魁号在蒙古延续二百多年，其经营项目可以说凡蒙民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保质保量，以至蒙民对大盛魁的货是深信不疑的。相传，有蒙民怀疑大盛魁所卖的布鞋鞋底内用的是草纸，店员也不辩解，趁着顾客最多的时候，当众用刀将鞋底砍为两段，示于众人，鉴别真伪。从此以后，蒙民就认准了大盛魁的商品，不问价格，也毫不怀疑其质量，数十年不变。大盛魁号就是依靠种种商业信用，深得蒙民信赖的，并一步步地占领和巩固了蒙地的商业市场。大盛魁的掌柜们把这套经验也传授给了后人。每有新学徒入号，便先送到外蒙古科布多接受训练，从业务管理到专业用语都要进行系统教授，并专门请了教师教授蒙语、哈萨克语和俄语，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着师傅学徒。这样既提高了号内职工的业务素质，又使大盛魁的业务后继有人。

清咸丰年间，大盛魁的掌柜们也开始了对外贸易的尝试。当时主要是对俄贸易，向俄国出售砖茶、兽皮和绒毛等，再从俄国进口哈喇、羽翎缎、羽毛纱、呢子、毛毯、钟表等。进口的货物大部分由归化城里大盛魁的小号“天顺泰”的“哈喇庄”出售。由于经营数额巨大，组织得力，所以成本较低，利润较大，从而增强了掌柜们扩大对外贸易的信心。

逐渐走向衰败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洋商洋货潮水般地涌入了中国市场，而白银却似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入洋商的钱袋。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不断向内地边疆伸去。这时的蒙古草原已不再是大盛魁独家占有的市场，而是帝国主义之间以及中外商人“角斗”的战场。他们雇佣买办，低价收购兽皮、绒毛等，运往国外高价出售，获利丰厚。

《天津条约》签订后，德、美等外国银行在张家口和归化先后设立了分支机构和代理人，大量采购皮毛，运往天津出口，赚取巨额利润。见此，大盛魁掌柜们艳羡不已，跃跃欲试，也在天津设立机构，图谋办理直接出口业务。过去每年经大盛魁收购的羊毛达八百余万斤，驼毛五百余万斤，羊皮一百余万张以及各种珍贵皮毛等数万数十万不等。但一经牙纪作价，售与外国洋行，便受盘剥，获利微薄。大盛魁掌柜不甘做洋商买办，1921年投资白银七万两，在天津开设了盛记毛庄，试图以此打开局面，在国际市场上经营皮毛出口业务。可惜时运不济，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各国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生产和贸易尚未恢复正常，天津外贸市场一片萧条，再加上掌柜们不熟悉国际市场动态，信息不灵，难以跻入出口商的行列。这样一来，货物积压，亏损日增，只得败退下来。

十月革命前，随着俄商拥入蒙古、新疆和东北，俄钞也大量流入，仅外蒙就达七千万卢布，其中大多数为大盛魁所掌握。十月革命胜利后，俄钞顷刻贬值，一落千丈，变为废纸，大盛魁在俄境内的商业资本也都被没收，从此一蹶不振。1924年，外蒙古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下令全蒙各地凡欠大盛魁债务者，一概不许偿还，并没收大盛魁在蒙的资产。这时大盛魁的债权几乎全在外蒙古，于是就丧失了这两地的商业资本和商业市场。加上大盛魁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时有发生。1928年10月，历经230年的晋商旅蒙第一号大盛魁宣告破产。

【乔家复字号】 恪守家规发展壮大

这时，包头商业虽然日益繁荣，但尚未形成城镇规模，既无管治，又无行会掣肘。商业自由经营，市面物价自主。在这有利条件下，复盛公的“银球”越滚越大，几年工夫，便成为包头市面上的头号买卖。复盛公的发展壮大，有力地促进了包头的经济繁荣。“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个流传甚广的民谚，赞扬了乔氏家族的杰出创业成果。

乔贵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有了家眷，有了三个儿子乔全德、乔全义、乔全美，分别立有各自家族分支的堂名“德星堂”、“宁守堂”、“在中堂”。其中“在中堂”人口最多，财势雄厚、扬名四海的“乔家大院”就是“在中堂”一族居住的宅院，其主人是乔全美的次子乔致庸。乔致庸（1818年－1907年）是乔氏家族的焦点人物之一，外号“亮财主”。青年时考取秀才，希望通过儒学来振兴乔氏家族。兄长去世后，他才下海经商，主持家业。他为人处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恪守中庸之道，为人随和，多积善德，多行“和睦乡里，扶危济困”之举，对地方多有资助。无论乡里四邻谁有病痛死伤，或遇天灾人祸，只要启齿，“在中堂”无论多寡总有施舍、赈济。

不仅如此，乔致庸对经商也有自己的理解：首先重信誉，其次讲仁义，最后才是商利。他还严格教育下一代，在家中设立私塾，并定立“六不准”的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难能可贵的是，乔氏后代子弟基本上都能遵从家规戒律。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叙述的是乔家土财主纳妾成群的故事，但在真实的历史生活中，却恰恰相反，乔家几代人无一人纳妾。亮财主娶过六房婆姨，全是续弦，映字辈的老三乔映霞与夫人张氏感情甚深，在天津小住时，张氏遭匪徒毒手，乔映霞悲痛欲绝，此后终生未娶。最后一任掌门老四乔映奎，百事如意，惟有一事不顺心，老婆只生女儿，没有男孩，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法下，讨房姨太太，传宗接代是合情合理的事，但在严厉的家规、家法约束下，他却根本不敢有这种举动。

秦氏先祖同乔贵发一起“走西口”，摸爬滚打，尝遍世间百苦，奠定了复盛公的坚实基业。但是，创业难，守业更难。秦氏子弟争奇斗富，挥霍浪费，没多久便把偌大的家业折腾得入不敷出，落得坐吃山空，家道败落。复盛公的财股被秦家后代不断抽走，乔氏后代则不断填补，最后秦氏只剩下一厘二毫五的股金，而乔氏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财东”。乔氏子弟恪守祖训家规，努力任事，勤奋进取，注重商品的质量，维护字号的信誉，巩固了先祖开创的家业。二十余年之后，复盛公根基牢固，信誉昭著。

宁亏不伪近悦远来

清道光以后，英、法、美等国洋行把侵略触角深入到西北各地和蒙古草原，与商界竞争市场。乔家一脉“在中堂”奋起反击，与洋行展开商战，以争短长。先后独资增设了与复盛公经营业务相同的复盛全、复盛西、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河、复盛菜园、复盛油坊等一大批商号，形成一个实力雄厚、规模庞大的商业网络。在包头，仅复盛公、复盛权、复盛西三大号就有十几个门面、四五百职工。由于乔家“在中堂”的商号名称都以“复”字打头，人们便把乔家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

乔家在商业和金融业的经营活动中总是本着以信誉扩大影响、以信誉立足商界、以信誉求得盈利的指导思想，绝不做取巧渔利的一锤子买卖，更不做玷污字号招牌的勾当。即使赔本也笃守这一信条。因此乔东家和掌柜们坚决杜绝所属字号存在偷奸取巧、坑害顾客的行为。如有违反号规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据说，清末的一年粮油歉收，油价一个劲地往上蹿，乔家复盛油坊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想乘机捞一把，暗地掺假，以次充好。谁知“东窗事发”，被掌柜发觉，狠狠训责了手下，勒令追回假油，重新灌装了纯净无瑕的好油。自作聪明的伙计被“炒了鱿鱼”，只得“卷起铺盖卷”走人。这次油市火红的良机，复盛油坊非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蒙受一些损失，却赢得了客户的信赖，近悦远来。乔家字号重合同、守信誉，“美名”不胫而走，省却了一笔“广告费”。乔家之所以如此，并非沽名钓誉，“宁亏不伪”是其多年经商的独特经营作风。

包头城里还流传着乔家复字号“大斗卖出”的故事。面粉是北方人喜欢吃的主食，平时销量很大，有的不法商人在秤杆上做手脚，在顾客面前秤杆翘得高高的，好像分量很足，可实际上缺斤少两，百姓对此很气愤。这时有个好消息在包头城里炸开了锅，说是复字号面店卖出的一斤白面，回家就变成了一斤一两，买一斤面，实际多给了一两。霎时，来复字号买面的人爆满。原来，这是乔氏东家想出的“买一送一”的主意，他暗暗下令把秤杆改“大”，一斤变成一斤一两。这等好事，让包头百姓捡了个大便宜，并且人人成了复字号的忠实顾客。从此，包头的面粉市场被乔家复字号牢牢控制了。

复字号以其多买卖、厚实力、严号规、重信用的经营特色称雄于包头，垄断了市场。包头商会的成立也是由乔家复字号牵头，一呼百应，会长一职也是由复字号的掌柜轮流“坐庄”，自然给“复字号”的生意大开方便之门。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与此同时，乔家“在中堂”以复字号为依托不断向外拓展生意，到清同治、光绪年间，京津、东北以及长江流域的各大商埠都有乔家投资经营的复字号，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著名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