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明中 家庭的文化功能尤为重大

所有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把“家庭”这个基本社会组织，当做了最小的文化单位，并且基于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机构与形态。这显然反映出，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尽管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体，但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却是经过了千百万年的试错，应着共通的人性与社会需要，而并无例外地逐渐创化出来的。

当然，在各自不同的人类学语境中，受特定路径依赖的制约，各个文明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家庭组织，又显示出相当的“同中之异”。尤其是在中国文明中，家庭的文化功能还尤为重大。因为，这个文明的主导性价值学说即儒学，曾经把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当成了培植与操演仁爱之心的最初场所，从而就当做了体现全部社会价值的基点。

为了强调这种基于家庭亲情的价值，儒家往往会告诫社会成员说，只要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个人的善良天性就会自动得到启迪和滋养，而社会也就会自动得到和谐的生机。尽管后来历史的事实证明，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也还会有各种例外的情况发生，然而这种说法作为一种精巧的道德暗示，还是有效地制造出了人们的文化前理解。

这是中华文明得以赓续繁衍的关键！由此也就在数千年中，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家庭文化传统，表现为作为文明常态现象的“耕读传家”的世系、“富而好礼”的名门等。跟“五四”时代的偏激指责相反，有幸在这种正常文明环境中过活的人们，才是真正的有福了：他们在这样的安乐窝中，既操演了最为严整的礼仪，又体验了最为丰富的人情；由此他们的教育就最有保障，从而对自己的前途也最有把握。怪不得古人要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教育方式通常总是成功的。孩子们不断长大，毫无困难地适应了家庭环境。他们早在少年时代就被纳入到对共同生活所应尽的义务中，对此他们也自愿接受。人们可能常常看到，那些自己几乎还走不太稳的孩子，却已经在照看比自己更小的兄弟姐妹了，从很小就已经在接替父母的某些工作了。家庭亲情就是这样自发产生的，可以说是崇高的，乃至在中国抒情诗中，除了像欧洲常见的那种爱情诗之外，还有表达深切而真挚的父子或兄弟之爱的诗歌，这种感情丝毫不亚于欧洲人至多对心上人才有的爱慕之情，整个生活中都充满了这种依恋之情。为了养家糊口，中国人不得已才到远方旅行，但他的心总是牵挂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一旦挣到钱后，他便毫不耽搁地频频花钱买各种礼物寄回家。最后，当他攒够了养家的钱，便返回家乡，不管他去的是南洋群岛还是加利福尼亚，结果都一样。如果他在活着时未能回家，那么他至少会做好安排，让自己的遗体在故乡土地上得到一片小小的墓地。（卫礼贤：《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蒋锐译）

我曾访问过太湖中的半岛——东山，在那里见识了王鏊所传承的家风。此人生前号称“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他作为普通官僚的后代，经由科举高中而入朝为官，却能在险象环生的明代政治中，激流勇退而荫佑子孙；甚至直到近世，这个东山王家仍因重视子孙的教育，退可以确保家族成员的知书达礼，进可以跟科举制度去构成良性互动，从而保持着家族的绵延与兴旺。这绝对是需要大智慧的，只可惜此间所暗含的智慧内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不然我们至少还会保有更多的文化基点。

还必须提到，尽管那的确是“特殊主义”的，却又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底气和厚度，大多都保藏在这些传统的世家中。出身于这样的家族，当然更会讲究地“穿衣吃饭”，不过这种“家学渊源”的教养，却更表现在对高雅文化的传承中。反之亦然，一旦荡平了这样的世家望族，自然会使社会更加平均化；然而在这种平均化的过程中，全社会最精致深厚的文化阶层，也会令人惋惜地化为乌有，使整个文明都趋于“粗鄙化”。

更加重要的是，从生存价值的角度来讲，儒家进一步认为，家庭和家族作为一个放大的、延续的自我，可以缓解和释放个体对于自身死亡的焦虑，而绝不会心存“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妄念。换句话说，只要基于骨肉基础的家庭还存在，那么，死亡所带来的人生有限性，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超越——哪怕这种超越仍然难免是有限的，但它仍会带来相当积极的文化成果。

儒学还非常有道理地认为，人生的快乐不仅在于个人，而且在于人际或人与人之间，于是当然也蕴含于家庭之中。所谓的“吾与点也”，所谓的“孔颜乐处”，都含有这个意味。所谓的“每逢佳节倍思亲”，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说，一旦失去了这种庇护的安乐窝，个人就会变成孤独的个体，罹患癌症的几率就会增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