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井：“家族精神”的反映

“天井”一词，最早出现在1700年前西晋文学家陆机的《陆机诗》中——“侧间阴沟涌，卧观天井悬”。此处，天井的含义与现在的意思显然是不同的，现在人们对“天井”的解释是：为了采光而在房顶上开的洞。

“天井”是房屋和房屋或围墙围合而成的露天空地，它是一家生活起居的活动中心，楼上为供奉祖先神位的祖堂，正房左右次间楼上楼下都布置卧室，楼下多为家主及长辈长子住用，楼上多为女眷闺房，开间面阔都较窄狭，面积很小，有的仅能容一床一柜。四合天井院落的宅门常开在正中，门内倒座（四合院跟正房相对的房屋，是为了增加天井的气势，并显示家庭的实力而设置的建筑元素，实用功能不大），楼下层作门厅，有迎门屏墙，楼上可以和左右厢连通；三合天井院正面只是院墙，没有倒座楼，正房屋顶是双坡硬山，其它三面房屋都是朝向天井的单坡。

作为中国建筑最古老、历史最悠久、形式最多样的古民居反映的是普通大众阶层最为直接的精神愿望,而她所体现的象征文化也是较为世俗的。

“天井”中映出程朱理学的封建礼制思想

天井式民居建筑具有内向的性格，究其文化根源，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深受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的影响。徽州人尊崇朱熹，事事恪守文公家礼。在他们的眼里，生活日用都是“天理”所在，关键在于人们行事的态度和行为。“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朱熹的表述很明白，人欲和天理的根本区别实在于是否遵循“礼”的规定。只有中庸适度，合乎“理”之所要，“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这种状态才是修道的最高境界。事实上，合理、有序根本依据就是礼制，只有“居敬行检”，遵从礼的正道，才能达到与天理一致的境界。

对于徽人而言，“礼”存在于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是根据建筑单体的采光性能好坏来体现严格的家族等级制度的。以祠堂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展开。二层明间采光性最好的作为“祖堂”，楼下的明间作为客厅，是男人们接待客人的场所，长辈长子住在一层的卧室，二楼采光差的房间作为女儿的闺房。以祠堂为中心实质上是体现了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处在其中的个体都必须严格遵守封建社会的等级规范和约束, 将规范和约束提炼简约，就是对宗族、家庭、父母、祖上绝对的崇敬与服从。另一方面，徽人特别反对溺于夫妇私情，反对丈夫对妻子过于听从、溺爱。在朱子理学的训导下，纵使卧房内，也不能忘却循道遵礼。

在礼教文化的强烈束缚下，徽州出现了大量的烈女贞妇。徽州女性的节烈故事，诸如“婆媳同孀”、“未嫁守寡”、“夫亡投井”等故事在徽州家谱、方志上不胜枚举。正是受了朱子礼教的教化才形成了这种贞妇文化观，徽州民居建筑采用内向型的建筑方式，其目的不仅在于隔断外人的视线，也是为了限制女性的视听、阻绝女性与外界的来往。有的民居还在天井内掘井、种园，几乎可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在这种安排下，徽州女性需要抛头露面的机会自然极其稀少，只能在幽暗的空间中度过漫长的孤苦岁月，宏村映月楼主人《商妇怨》词之一写道：“问春光，怨春光，怨在心头闷晓妆，闺中白日长。梦檀郎，忆汝何时入梦乡，相思暗断肠。”

“天井”中映出强烈的“家族精神”

与客家土楼民居相比，客家是一个高三四层的围屋将整个宗族的人集中在一起，族人们聚族而居，一个围屋就是一个家族。而徽州民居则是以天井为一个最小的建筑单元，聚合成一个大的家族，就像同蜂巢一样，反映了徽州人讲究聚族而居，“民不染他姓”的文化。

一些大的家族，随着子孙繁衍，房子就一进一进地套建，形成“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槛窗”的豪门深宅，似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感。这些鳞次栉比、紧密相连的民居的采光、通风等问题的解决必须依仗天井这个天窗。如黟县宏村承志堂，有9个天井；歙县郑村西溪和义堂，天井多达16个；但最多的还是歙县棠樾村的保义堂，共有108间房，36个天井，堪称是世界之最。

总之，一个小小的“天井”映射出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一隅，让我们对透过徽州民居的天井，看到了文化观念对传统民居的影响。了解到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在其居住环境的构建上产生什么样的空间观念，从而创造出如此这般的建筑空间环境，从而使我们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了中国的民居建筑,从而寻求传统建筑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