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土楼里的宗族流变

1986年作为福建民居代表印在邮票上的那座土楼——承启楼，如今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对于逐渐从土楼里走出的江家后裔来说，传统的宗族规则已经变异，这份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正在商业力量下形成另一种向心力。

记者◎贾冬婷杨璐摄影◎于楚众

江家的仪式化生活

每天早晨6点，75岁的江恩庆都会沿中轴线走向祖堂，仔细擦拭老祖宗的牌位、匾额，给煤油灯加点油，再给观音像供上三炷香，才开始他在承启楼里一天的生活。晚上23点全楼灭灯前，他再检查一遍祖堂的煤油灯，确保它昼夜长明。

祖堂位于全楼的中心，以它为圆心，4个同心圆环建筑环环相套，所有房间都朝向中心。在这里，江恩庆和承启楼里的江氏家族供奉着同一位“老祖宗”——高头江氏第15代孙江集成，他也是这座土楼的建造者。高头乡是永定江姓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据县志和族谱记载，高头江氏是从传说中的客家发源地宁化石壁村迁来。江集成生活在明末清初，他并不是巨商大贾，更不是达官显贵，只是一名普通农民，据传主要以耕田放鸭为生，靠勤俭节约善于持家而略有积蓄，买下了方形土楼五云楼，继而又兴建了承启楼和世泽楼，开创了家族基业。

一圈屋檐将天空围成圆形，圆圆的天空下，承启楼俨然一幅完整的“八卦图”:“太级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祖堂向外，两个半圆形天井围成中心圆圈。第二环一层，是旧时的“书房”，林家女子读书、梳妆之用。第三环二层，为“客房”，现在二、三环都改为厨房或住房了。最外面的第四环四层，为“住房”，分为八卦，每卦8间，共64间。空间形态由内向外渐次升高，犹如罗马大角斗场，利于采光通风，更增加了向心力。

承启楼直径63米，沿外环走廊一圈，要走292米。这不像一座楼，更像一座圆形城市。清末最盛时楼中住了80余户，600多人。据传在一次婚宴上，两年轻女子夸起自己住的楼，一个说“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四百间”;另一个说“像座城，居住三年，不识本楼人”，待说出楼名，原来都是承启楼中人。

东门边，江恩庆和他的大儿子、两个堂哥等一家占据了楼内的6间屋子。从外面看，这座圆形城市的每一间都大小均等、外观相似、循环往复，但正如空间形态遵循“八卦图”设计，家族中的每个人也被严格安排在固定位置上。比如江恩庆一家住在东边，就代表了他是族中的三房子孙。江恩庆说，江集成有4个儿子，正好可以按八卦划分。因为承启楼坐北朝南，北边一侧就归了大房;南边归“满房”，即四房;东边是“天”，归三房;西边是“地”，归二房。各房夯子墙作隔墙，平时互不联通。

四层的外环不仅加强了宗族的对外防御功能，对内也将居住功能清晰划分。第一层一半厨房，一半饭厅，“木质土楼最怕火，灶间不能放在楼上”。第二层做谷仓，第三层、第四层安静通透，用做“睡间”。但并非是一户人家从下至上一以贯之的，而是按“梅花间”划分。所谓梅花间，就是说一层是你的，正对二层、三层未必是你的，同房各户交错安置。江恩庆解释说:“妯娌之间很容易脸红，如果各家房屋交错，不得不相互走动，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好意思吵架了。另外，如果卧室两间上下正对着，若楼上儿子媳妇吵架，楼下就是自家阿公，听到了不好。而且万一有火灾，各家只顾自己，怎么会齐心协力灭火？”这不是没有教训的，初溪那座最大的圆形土楼——集庆楼里兄弟不和，用隔板隔成72个单元，江家从小就教育子女同族间要团结:“不要像那个‘孤独楼’啊！”

祖堂不仅是江氏家族的精神核心，也是共商族内大事的地方。这里的仪式感最强，“北门是‘喜门’，嫁娶时通行;东门为‘生门’，孩子满月时通行;西门为‘死门’，人死时孝子孝孙抬着通行，60岁上寿可放中厅一晚，不到60岁放下厅”。族里的各种规矩在这里得以制定和执行。据土楼居民回忆，民国时候，一名外族人与五云楼内一名妇女通奸被抓获，被解放前最后一位“族长”江子平的儿子江焱昭当场处死。土楼里还曾有这样一个规定，各家各户的妇女在楼道里晾晒衣物的时候，妇女的衣物高度不能超过楼栏杆也就是视平线。曾有一名刚从外地嫁过来的媳妇，因为不知道而违反了这个规矩，他的公公江炳轩知道后并没有责怪自己的媳妇，而是怒斥自己的妻子没把媳妇管教好，这个可怜的妇人，在羞愤之下居然上吊自杀了。

“门上贴‘合家平安’，衣橱贴‘清洁卫生’、‘山珍海味’，碗柜贴‘左宜右有’，墙上贴‘食德饮和’。这些‘道酉’不仅是吉祥话，也是规矩。”江恩庆是现在江家规矩的阐释者和维护者之一，他介绍说，每一处细节设计都有规矩，再如在大门外加了“半门”的设计，“若半门关，大门没关，就是告诉客人主人没走远;若大门关了，就是说今晚主人不回来了，别等了”。

但如今这些规矩基本都形同虚设了。江恩庆的厨房门口，原本挂着一个“葫芦牌”，相当于对各方义务的提醒。从每月高头乡第一次“赴墟”的日子开始挂出，每房轮流挂5天，这5天就由该房负责楼内清洁、防火、中堂。但现在葫芦牌不再挂出，三房的牌子也被一个游客硬给要走了，“反正也没用了，要不你们再做一个就是了”。江恩庆如今每天打扫三房和中厅，“打扫别的房怕人家不高兴”，而这工作是政府指派的，“每月补贴100块”。

走出土楼

“睡房外走廊的柜子里隐藏着‘水仓’，一口水缸，两口尿缸。以前起夜时要拍一下柜门，提醒其他人不要出来。”江恩庆如今在东门内卖纪念品，也给寥落的散客做讲解，他一见记者就说，“住在承启楼什么都好，就是上厕所不方便”。现在当然不用水仓了，就用屋里的塑料桶，或者到楼外新修的公共厕所。

时至今日，土楼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物质形态将继续留存下去，但它的居住功能正在慢慢衰弱。几十上百户人家同居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内，家族的凝聚力是以牺牲小家庭的私密为代价的。一楼厨房里做什么菜，二楼谷仓里放了多少粮食，三楼睡房里发生了什么，都毫无秘密可言。

如今，土楼里最常见的图景是，老人打圈廊边慢慢走过，怀抱着哭泣的孙儿。“承启楼现在只剩20多户、60多口人住了，这已经比其他土楼人口要多了。”江恩庆的孙女江秀平如今回到土楼来搞旅游，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很难在土楼里见到了。这座300年的土楼，似乎要更快地沉入历史。

江恩庆的大儿子江胜安是最早搬出土楼居住的承启楼居民。1982年之前他和父母、6个兄弟姐妹拥有土楼里的一个单元，这样的空间对于一个8个人口的大家庭来说是太狭小了。而这样的记忆江恩庆从小就有，他12岁来承启楼居住，和奶奶、妈妈、童养媳4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这种状况到他几年后外出打工才暂时摆脱。

他的大儿子显然更主动地走出了土楼。1982年，江胜安花3600元买下了承启楼外公路边原生产队仓库的地盘。一年之内，他的拥有220平方米、砖木结构、带卫生间和6个房间的两层楼房落成，成了高北一景。这让他还住在土楼里的宗亲们很是羡慕。江胜安当然更知道新房子比起土楼的好处:“第一是交通方便，能做点生意，睡觉也不吵。”后3年，才有另一户一家搬出承启楼，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在靠近或远离承启楼的地方兴建自己的新房，建的房子参差不齐，有夯土墙的，有砖砌的，尽管与宏伟的圆楼相比显得单薄而粗劣，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单家独户。“跟城里一样，关起门来过日子，没什么熟悉的就不走动了。”

第一批走出土楼的江氏子孙都将新房建在土楼附近，一份与宗族的联系还在。但到了2002年，因为要申报“世遗”，政府要在土楼附近划定的保护区内整治，其中一项就是把核心区内与土楼景观不协调的新建住房拆除，缓冲区内的房屋外墙涂上黄泥。拆掉的洋房里就包括曾给江胜安带来荣耀和舒适的那栋。被迫搬回土楼不久，习惯了独户生活的江胜安等人就迫不及待在政府规划的新村内建房，尽管新村离承启楼有500米远。新居地面上铺着光洁的大理石，沿着楼梯上去就是“与城里人一样的套房”，最重要的是“每一层都有能够洗澡的卫生间”。

那些旅游网站推荐承启楼代表江胜安时，总要在后面括号标注“江恩庆之子”，这让江恩庆很自豪，“实际上都是我接待的”，大儿子一年到头去厦门打工。世泽楼楼长江文松说，这里人均只有3分地，产出都不够弥补成本，历来出路只有两条，念书或者打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以江氏家族为主的高头乡1万多人口，大约有4000人在厦门、广州等地打工。”而他们打工挣来的钱首先盖一座独栋洋房，搬出土楼。于是，传统宗族社会下的土楼和现代独立的洋房成了日渐分离的两个世界。

当然，土楼里生活的不便并不是族人脱离土楼的全部原因，更重要的是宗族力量的日渐弱化。江恩庆向记者提起一件事，原本江氏家族有两块屏风，放在土楼祖堂前，“是嘉庆年间我老祖宗的侄孙给他做生日时送的，价值连城”——大的高2.9米，分为12块，上下各12个“24孝”，两边是春夏秋冬、梅兰竹菊，中间一块是“郭子仪拜寿”，北面生日贺词，还有吏部、户部等官员署名;小的那块高1.2米，分8块，却遗失了，案子一直没破。他记得很清楚，那是2000年的9月30日，小屏风被抬到侨福楼中厅第三楼，准备第二天展览，结果早晨楼里住着的江珍林被卖豆腐的吆喝声吵醒，“没开门你怎么进来了？”江珍林疑惑。再仔细一看，坏了！西边楼梯上有根绳子，绳子尽端，那屏风已经没了。“屏风上写着名姓，外人偷去做什么？肯定是内贼。”江恩庆说，从那以后，江氏家族内部就开始分裂了。

扫墓是江氏家族一年一度的最隆重的活动，全族人都要出席，“规定谁家孙子春节后第一个生男孩，‘新丁头’，就谁当主持仪式的总理”。那天有舞龙表演，还要演戏，每家每户都贡献花灯、糕点，还会郑重抬出象征家族的屏风和祖宗画像。但小屏风丢了以后，每年都有女人跪下去:“老祖宗啊，你开开眼，看是谁偷了屏风，让他不得好死……”演习演到夜里零点钟很不安全，大家互不信任，又不愿出钱请人值班，后来干脆就不再把画像和大屏风抬出来了。

“老祖宗遗产”的新价值

“屏风事件”是宗族力量弱化的一个象征，也可以视作另一种商业力量强化的开端。屏风被盗的起因，是因为江胜安承包了当年的承启楼旅游，投标时跟族人商量好在各楼巡展小屏风，“因为屏风是文物，可以吸引游客过来”。

如今，从龙岩市或永定县城开车两个小时，都可以轻松地抵达这片土楼群。视野的中心就是青山绿水间，猛然冒出一个巨大圆形建筑和它黑黢黢的蘑菇状屋顶，好像天外来客，这就是被视为永定客家土楼代表作之一的承启楼。在承启楼的两边，还有两方一圆3座土楼，共同构成“高北土楼群”的主体。外来者难以想象江集成建造承启楼的时代，维持这里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一些石砌的山间小道，历时18年的承启楼是如何靠家族人力建成，又是如何靠它抵御周围的野兽和土匪侵袭的。

美国卫星上世纪60年代的惊天发现，以为这片蘑菇群是核基地，吸引了建筑专家来到这片神秘之地。到了1986年承启楼被作为“中国民居”邮票系列里的福建民居代表，承启楼里的“土楼之旅”就开始了。住在承启楼的江家第28代江贵平那时还上小学四年级，联合国代表第一次来他家，他说自己是土楼之旅的见证者，“当年的1块钱门票我还保留着”。当时全永定县就有2.3万座土楼，出名的却只有一座承启楼，其他土楼还没开发呢。

1996年，承启楼祖堂里讨论起一件新鲜事:承启楼的旅游承包投标。中标者交承包费用于楼内的公共支出和各家分红，同时获得向前来参观承启楼的游客收取门票的权力。江胜安和他的公太——江氏26代江龙济中标，第一年承包费是800元，以后逐年涨到900元、1800元……5.3万元。2002年，承包费居然涨到了9.3万元。那以后，江胜安没有承包，他认为标的太高了。

承启楼1986年出名后就有龙岩地委专员来过这里，希望江家人把旅游开发交给政府。江恩庆说，当时楼里还住着500多人，意见很难协调。大多数人也都是半文盲，不太懂旅游开发的商业收益，一味认为这是政府抢夺家产。官员们又来过两次，也都碰了一鼻子灰。政府转而把开发重点投向五公里外的振成楼，如今20年过去，振成楼所在的洪坑土楼群早已成为福建土楼旅游的代表，承启楼则少有旅游团队进入。江恩庆认为上世纪80年代承启楼丧失了一次绝好的机会，“承启楼有300多年了，从规模、形态、内涵上看都是当仁不让的‘土楼之王’，80多年历史的振成楼只能算‘土楼王子’”。

2000年后县旅游局又一次来到承启楼，不由分说地签下了20年合同，每年3万元租金。尽管全族人都觉得3万元太少，但缺乏与政府谈判的砝码，族人普遍归结为他们在政府没有靠山，“江家人在政府做官的人太少了”。

“据说是按照振成楼标准，但那边多少人分，我们多少人分？”参与承启楼分成的不仅是现有住户，还有那些常年关门闭户的外出者、搬迁者，反正只要在这里有房产的都可以参与分成。为这事族里吵过很多次，五云楼、世泽楼、侨福楼里的人也要参与分成，理由是“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承启楼里按房产分一分，全族人再按人头分一次，这样3万块钱分到每人头上每年只有十几块，就像江恩庆他们家，“每年能分到96块钱”。

但江氏家族最年轻的土楼——侨福楼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座建于1962年困难时期的土楼是靠当地另一股力量——华侨来推动的。如今的楼主是81岁的江家26代江珍林，“文革”前号称“百万公”，幼年时父亲带他们兄弟4人去缅甸打工，如同当时闽西很多人的选择。只有江珍林一人日后回到了高头，在缅甸做服装生意发财的哥哥便寄来了钱，“9万块，现在要增值50倍了”。在家乡盖楼当然是彰显财力的主要方式，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要靠房产增值。这一投资果然收到了回报。2000年，江珍林见隔壁承启楼每年有3万元固定分红，干脆也把自家土楼租给旅游局，商定租约20年，每年租金2万元。旅游局的条件是，把居民全部迁走，包括江珍林的儿子也扫地出门，这里用做旅游局办公室，只有江珍林和老伴可以留下。

因为不是老祖宗遗产，侨福楼的这2万块钱只是江珍林自家兄弟分成。族人也说不出什么，但私下里议论纷纷:“为了一点钱，把儿子都赶走了。”第二年江珍林的老伴死了，第三年他的第三个儿子死了，议论更多了，甚至联系起侨福楼里展出的墓碑，“把鬼请到房子里了”。

1962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只有就地取材建土楼。因此，侨福楼成了巨大财力推动下的江家最后一座土楼。1982年后，既无这种推动力，也无这种需求，当地便再无一座新建的土楼。

变异的宗族向心力

承启楼和高北土楼群的申遗成功让出走的族人们看到了新希望，土楼又形成了商业化向心力。江恩庆的孙女江秀平在广州、上海高不成、低不就地闯荡了几年，经历了一场失败的短暂婚姻后，回到了承启楼里，和爷爷一起做些旅游接待工作。而江恩庆口中那个“吊儿郎当的年轻人”江贵平，水电中专毕业后不喜欢本专业，接下了父亲承启楼导游的班，2002年旅游局下属负责土楼旅游的“国投公司”成立时，他竟瞅准机会成了一名合同工，开始正经推广土楼。

但土楼里的规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1996年曾破釜沉舟和江胜安一起承包承启楼的江龙济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自己的二层小楼“云龙居”紧邻世遗保护区边线被保留，他号称“固守长城边关”，经常一个人在屋里拉二胡。在这里，宗族的某些传统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江龙济不太会讲普通话，有时就用笔写，他从右向左写字，繁体，甚至拿圆珠笔的姿势都是握毛笔的姿势。江龙济说话的时候，侄子江汝洋和妻子就恭敬地站在旁边，江汝洋偶尔附和一下叔叔的观点，他的妻子一句话都不说，只是不断给叔叔端茶。

江龙济提起屏风被盗就生气，“破四旧时，让江家人拿屏风出来烧掉，别人都不敢说话，就我站出来说‘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封建头子”。当年江龙济把老祖宗最珍贵的屏风、牌匾藏在五云楼四层的暗棚里，就算是大队书记要爬上暗棚也遭到了江龙济的恐吓，“你爬上去试试看”，才侥幸躲过一劫。结果到了开发旅游时，把匾和屏风都拿出来了，竟就因为这个失窃了。几块匾原来都在最老的五云楼挂着，一块“世德书香”拿到承启楼去了，后厅还有两块，“兄弟选魁”分给了承启楼，“邦家之光”分给世泽楼。“当时我们和南靖县争旅游景区，五云楼的匾就拿到承启楼和世泽楼了，都是一个老祖宗，要顾面子。”

五云楼就在承启楼隔壁，却鲜见游人踪迹。这座楼在1982年就被定为危楼，里面的人纷纷搬走。如今楼里满是断壁残垣，四周用数米长的木柱支撑，族人都担心，来一场大风它可能就倒塌了。江龙济说，人搬走才是楼迅速老化的根本原因。

江汝洋是五云楼仅剩的3个居民之一。几年前侄子们分家，原来和哥哥同住的江汝洋没有钱盖新房，只能搬回五云楼老宅，去年才结婚。江汝洋很仔细地收拾这个残破的家，在侧厅和厢房的废墟种上桑树、龟背竹等植物，供奉观音的香案也被擦得一尘不染，还特地买了一块有刺绣图案的红布来布置。后厅里摆着电视机，他的妻子喜欢在下午时播放京剧的VCD。这对夫妻的邻居是一个快被家族遗忘的人，年轻一代已经叫不出他的名字，只是传说他有60岁了，神经受过刺激。3个人很少互相说话，除了传出京剧声的时候，五云楼十分寂静。

五云楼中厅里摆放着几根漆成红色的木料，正筹划在门口建一座保生大帝庙，就在“文革”中被毁掉的祠堂原址上。修庙是28代长房江和顺一个多月前提出来的，“保生大帝普度众生保平安，正月初八，族里全部的年轻人都要跟着敲锣打鼓放鞭炮到附近大岭下村的保生大帝庙请神。有了保生大帝庙，每年就不用去请神了”。但是江贵平觉得这个庙建不建得成还不一定，“五云楼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在它的核心区建庙要经过世遗办的批准”。

承启楼正门东侧已经用红纸贴出了族里捐款人的名单和钱数，捐款的大约有几十个人，钱数从1000元到几百元不等。表面看这项公共事业很受族人的支持，可是私下里有人说，“这种做好事，谁能反对呢”。也有人举出前几年修路的例子表达对修庙动机的怀疑，“承启楼前面那段柏油路造价不过4000、5000块，实际上用了7000块。不排除是在借机捞钱”。

眼看着自己的后辈带着一拨又一拨的客人进出承启楼，江龙济说自己是“像住在山里隐居一样，看破红尘”。他内心里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潇洒，他竖起大拇指说，“现在承启楼是这个”，然后竖起小指说，“五云楼是这个”。“只知道承启楼，不知道五云楼，可是没有五云楼哪里来的承启楼。”如今江龙济不愿再踏进承启楼，“老人说话没用了”。去年，承启楼里选出了“楼长”，他是四房的江家28代江友如，江家最后一位族长——江子平的孙子。承启楼“申遗”已经持续了十几年，近来联合国专家、各级政府官员经常来参观，谁陪同呢？江友如说，这就是他这个楼长的职责了，最近成功申遗后特别忙。

“为了招徕游客，以前很多人都自封‘楼主’，就像我大儿子名片上的头衔。”江恩庆觉得选个“楼长”更正规些，他1996年从工厂书记的位置上退休回家，自认对管理比较内行，他问江友如:“这楼长一职有权利和义务划分吗？”江友如说没有。江恩庆就教导他，那张老祖宗的画像已经被历年祭祖的鞭炮、蜡烛给弄坏了，再过两年字迹都会模糊，应该再找人画上6张，每座土楼祖堂内挂上两张。

江友如说，当时政府提名3人，楼里39人在祖堂投票，他35票当选。但“楼长”不是他的主业，他上半年在楼里，下半年还要出去，继续弹棉花赚钱。在外人看来，江友如的当选，部分原因是因老族长江子平遗留下来的声望，还有他的侄子江贵平的关系。

一方面，江贵平是国投公司员工，他会头头是道地分析，“之所以原来作为土楼唯一名片的承启楼不如5公里外的土楼民俗村，除了政府资金倾斜，还因为振成楼在公路里面，游客只有买门票才能靠近振成楼。而承启楼就在公路边，又没有旅游配套服务，游客在门口就可以拍照，就不愿意花30块钱进去看了”。他说，明年要把这条路改在对面，而联系46座“世遗”土楼的道路要扩宽为12米、4车道，可以走大巴车。他听说，永定县规划的承启楼旅游偏重学术，“建土楼学院，或者重建一个像承启楼这样的土楼，让游客体验夯土墙的过程”。另一方面，江贵平又是江家人，他会觉得承启楼上世纪80年代没有开发旅游，是因为政府不会做土楼里的群众工作，“他们只开发像振成楼那样的‘漂亮的土楼’，不开发‘有文化的土楼’”。

江贵平的双重身份，让两边人都不大敢得罪他，不管是想靠搞旅游赚钱的族人，还是想进一步开发承启楼的国投公司。“但我说的话，他还听。”江恩庆认为。两家的关系错综复杂，江贵平的弟弟还没断奶就过继给江恩庆做孙子，因为江胜安只有4个女儿，再有钱也是家族里的“困难户”，江贵平的父亲江学昭儿子多，抱给江恩庆一个。这样的事情在同一个宗族里很普遍，江恩庆自己也是被过继过来的养子，生父和养父是同在新加坡打工的朋友，15代前是亲兄弟。养父死在南洋从未见过，但江恩庆仍可以分得承启楼的一份房产。

尽管家族里的年轻人纷纷回到土楼里搞旅游，但大多数只把这里作为工作地。比如江秀平，她在乡中心的新房正在装修，马上也会从土楼里搬出去。对她来说，居住不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族人的私下议论:“嫁出去的女儿，怎么还回来住？”江贵平担心，“世遗”后的旅游拉动下，承启楼里会有更多人把房子改做旅馆，或者赚到钱后搬出土楼。一个可参照物是振成楼，里面全是商业设施，土楼里活着的遗产——宗族散落了。

江贵平形容他们在土楼里的大家族是“六代同堂，七代见面”，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都搞不清辈分，干脆通称“阿公”或者“公太”。即便认不全，江贵平还是迅速把家族里25代到29代的代表聚集在土楼前拍宣传照，包括侨福楼里26代的江珍林，承启楼27代的江恩庆，还有28代的他。五代人看上去一团和气，因为这是为了“我们老祖宗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