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座弃婴岛探访：变相鼓励遗弃争议消散
“岛”上提供的安全
“婴儿安全岛”是一个红顶白墙的小屋子，它内部2.5平方米的范围内，放置着一张婴儿床、一个婴儿保温箱和一个延时报警器。保温箱能够提供适宜的温度、湿度和氧气，保障弃婴的生命。但此时的这名婴孩，和老孔见过的其他大部分弃婴一样，只是被摆放在了那张小床上。据他说，这些家长顾不上放进那个需要手动操作的保温箱，而是把孩子往旁边的小床上一放就慌张离开了。
老孔把这个包裹在小被子中的婴儿从床上抱起来，一掂量，就是“两三斤”的分量。“像是个早产儿啊。”他说。随后他又发现，这个女婴的手背上、头上都有针眼，看样子是在医院接受过抢救治疗。他赶忙把孩子抱进了值班室，然后首先给桥西区的西里派出所打电话报警——接收弃婴的流程，首先要由公安机关出具弃婴的身份证明，再给福利院的“儿童楼”致电，请他们派专业护理员来照看婴儿。
两名民警很快从相距一公里的西里派出所赶来。登记做证明的间歇，24岁的民警小杨抱着女婴，脸上满是爱怜之情。“这么好看的小孩儿，怎么说扔就给扔了。”他说。老孔见识得则要更多些：相貌讨喜的、衣不蔽体的、满头针眼的……有一次，他竟然在婴儿床上发现一个三岁大的弃“婴”，当时昏睡着怎么叫也叫不醒。抱到值班室的一个小时后，这男孩才悠悠醒转，睁开眼便大哭，却不说话。在场的护理员都议论：睡得这么死，看样子像是家人给吃了安眠药，趁着睡迷糊了扔在这儿的。据老孔观察，这个孩子“长得挺漂亮”，但腿脚向外侧翻转，流涎不断，是脑瘫的症状。
最让他揪心的是：这个已经三岁大的孩子嘴上不会说，但心里应该什么都明白。
小杨对这些弃婴的父母表示不满，但老孔反而劝他说：还没做父母你不明白，但凡有办法，谁愿意扔了自己亲生骨肉呢。一番手续办妥后，两斤重的女婴被护理员抱回儿童楼去了。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设有孤残护理中心、康复中心，具备医疗条件，除重症患儿外都在院内收治。
至此，这个瘦小的女婴有了一个新的居所，成了这座福利院中300余名孩子中的一员。
“鼓励”弃婴行为？
但关于门外这个“安全岛”的讨论还在继续。
一般来说，遗弃行为都发生在半夜或凌晨，尽可能避免被人发现。而此次警报在傍晚就响了，“估计是，关于‘安全岛’的报道一出去，好多人来扔孩子时胆儿也大点了。”有人这样说。
2011年6月，这个“安全岛”落成投入使用，成了国内首个弃婴接收救助设施。但一种质疑声音始终盘旋在这个小小的屋舍之上：设立弃婴投放站，是不是等于变相持默许态度、在客观上鼓励了遗弃的行为？
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在两年半前引入“安全岛”，她有自己的考虑。“以往多年工作中，我们发现由于没有专门的弃婴放置场所，弃婴经常被遗弃在外面，幼小的生命受到恶劣环境及动物侵袭的影响，导致得不到救助而死亡。”韩金红说，“既然弃婴现象不可避免，那么及时施以救助就是我们的责任。”
福利院业务科的工作人员范利志也一直认同院长的理念：我们改变不了社会的弃婴行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婴儿被遗弃的后果。“有人说这是‘鼓励’弃婴，我认为这是不存在的，”范利志说，“父母遗弃孩子总会因为种种难以克服的现实原因，不会因为有了个‘安全岛’，这部分人就有所增加。”
福利院提供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说法：设立弃婴岛的第一年，石家庄福利院所有途径共接收婴儿75个，低于2010年同时段的83个和2009年同时段的105个。
截至2013年11月底，工作人员一共从这个“婴儿安全岛”里抱出了181个弃婴。“据我们统计，以往遗弃在院门口及附近的婴儿入院后，存活下来的约为三分之一。而弃婴进入安全岛后，死亡率明显降低。”韩金红说，“经入院体检发现，弃婴外伤、发高烧以及患肺炎的数量锐减。这说明婴儿安全岛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来到福利院工作的第一年(2010)，范利志在院门外清理杂草时曾被一个纸箱一绊，低头看时，发现了里面一名已经夭亡的男婴；就在几个月后，“婴儿安全岛”建成投入使用。而那次见到死婴，也成了范利志人生里唯一一次面对面见证死亡。此后再没有过。
弃婴者的“猫鼠游戏”
在更多人的见闻经验中，弃婴者也并没有“受到鼓励”。相反，这些父母和家人在遗弃婴儿的过程中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暗处”被迫和人们玩着“猫鼠游戏”。
“他们一方面知道自己违法，一方面又心里有愧，所以从来都不敢见人的。”老孔说。虽然国家民政部不仅对“婴儿安全岛”予以支持，而且还正在将该院的经验推广至全国各地，但家长们还是生怕被人看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刑法》规定，家属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的行为，将承担法律责任。
更多地见证弃婴者窘态的，是负责附近两条街的环卫工人。54岁的郑玉田和51岁的刘金荣负责福利巷和福凯路的清扫工作已一年多了，其间他们曾多次在这两条街上见到家人遗弃孩子。就在最近的14日和15日，他们就先后见到过两起遗弃行为。“提包”和“纸箱子”，在他们眼里都成了敏感词。
“这些人知道该把孩子放在福利院附近，好让人看到后抱进去，但又不敢靠近放到那个安全岛里，生怕那里有人准备着逮他们。”刘金荣说。于是，这种矛盾的心态首先落在了两位环卫工人身上：家长们普遍选择凌晨4点左右来遗弃孩子，而这时也正是环卫工人开始上班工作的时间。
9月份的一天凌晨4点40分左右，刘金荣扫地时发现，空旷的街道上来了一个男人，若即若离地在她附近转悠。“我往东边扫边走，他也跟着我往东来；等我再扫回西边，他又退回去。”刘金荣心里有点打鼓，还嘱咐郑玉田把电动车推进他们的宿舍里，防着对方偷窃。郑玉田后来大着胆子喊一声：“干什么的！”结果那男人放下个手提包撒腿就跑。两人上去一看，提包里放着一个孩子、一袋奶粉和20元钱。
“他们就是想借我们的手把孩子送进福利院，但又怕被我们见到认出来。”郑玉田说。这一年多以来，两名环卫工人成了“拾遗者”，每次都是他们首先打110报警。“有的孩子真挺漂亮。要不是及时发现就得冻死。”他们说。
同样被遗弃者弄得哭笑不得的还有老孔。他时常看到陌生人白天在福利院门口转悠“踩点儿”，当天晚上则一定有弃婴警报响，这都被他总结成规律了。还有一天早7点，老孔即将准备下晚班，就是出门打早饭的几分钟工夫，回来后发现“安全岛”里就被放进了孩子——两个！一个放在小床上，另一个干脆在地板上。“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盯着我，看我一离开就赶紧进来把孩子扔下。”老孔说。
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设立“婴儿安全岛”之初曾考虑过安装监控摄像头，但为了消除遗弃者对承担法律责任和道德谴责的顾虑，最终否决了这个方案，而且采用延时报警器，一切都为了弃婴能被安全妥当地接收。不过对于遗弃者们忌惮的心态，福利院工作人员们表示，这的确是目前无法解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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