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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参加集会:只要走得动就会来

原标题:76年后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走得动就会来

中新网南京12月13日电 (记者 朱晓颖)普通的老人,不普通的经历。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过去整整76年。即便是从战争劫难中幸存下来的襁褓婴儿,如今也已白发苍苍。战争烙印无法从这些老人心中抹去,而他们面对晚年生活也一同常人淡定坦然。

今天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6周年祭日。

数字对幸存者来说等于无概念。不管今年是“纪念的第多少年”,只要能走得动,他们就会出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广场上,参加千人规模的和平集会。

今年也不例外。

在仪式开始之前,已经有很多老人提前来到纪念馆。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他们在开着暖气的休息室里先行休息。期间,相互熟识的老人们有的相互闲说几句、互道寒暖,有的聊起今年哪位老人又“走”了,有的在座位上沉默不语。

今年84岁的夏淑琴是他们中的“名人”。5年前,她因反诉日本右翼作者侵权案二审胜诉,被称为“勇敢的老人”。

她依然穿着每年固定穿的紫色棉袄,因早上到馆有点迟,还在生自己的气,嘴里嘟哝着“糊里糊涂的”。

“我清楚记得今天是76周年(祭日),不管怎么样,历史不能忘,年年都不能忘,南京大屠杀历史是血的历史,满地都是死人……说起来非常难过,一想起来就掉泪,虽然说‘哭墙’不哭,我还是想哭。”夏淑琴说。

76年前,夏淑琴全家祖孙九口人中七口遭日军杀害,当时她只有8岁。

“去年,去日本做了12天证言,今年还不知道会不会去。”老人还没什么计划。

去年刚得过脑梗的李高山听力明显不如往年,记者发问需凑近耳边重复多次。他裹着厚厚的围巾,戴着毛呢帽子,说话时身体不时微颤。

今年89岁的李高山有着南京保卫战参战老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双重身份。

“(脑梗)来得比较急,现在还有点后遗症,手有点麻”,但他依然在儿子的陪同下赶到纪念馆,“不能回忆,回忆起来很难过……我们现在就是把历史交代给下一代。”

每年和平集会的广场上,梅寿兰总是坐在轮椅上,寒风中排在幸存者座次的第一排。老人今年84岁,一如既往地不善言辞,有什么话,总是交给大女婿梁心流“代言”。

“她没有什么文化,想表达说不出来,一谈到过去就哭,没有办法。”梁心流说,本来老人就很少外出,今年还在家摔断了右胳膊,现在恢复得还行,但不能自理;老人很倔,只要能动,每年都一定要来纪念馆。

今年80岁的佘子清一早就在休息室忙里忙外,一位纪念馆工作人员忙乱中找不到不大熟悉的幸存者,都跑来问他。

佘子清可能是对幸存者最熟悉的一位,他平时在纪念馆做志愿者,已坚持近十年。

带着皮帽、身形瘦削的他,看上去精神矍铄,身体状况不错。他告诉记者,2004年时,他一周中有6天要来纪念馆当志愿者,现在年纪大了,从2008年起,每周来一天,干些维持秩序、保洁、给年轻人讲解历史的活。

“退休拿3600元,够吃够用。这些活不吃力,我也很高兴,能为国家做点好事。我的愿望就是下一代记住历史,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他还告诉记者他的“生死观”:“当年,我没有被杀死,经历了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就是好好活下去。”

虽然已是76岁高龄,白发苍苍的阮定东老人,作为今年新认定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成了健在100多名幸存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早上刚刚去“哭墙”摸过爷爷的名字,他说话语气还有些沉重。

“爷爷的名字上了‘哭墙’,了了我一桩心愿。”他说。

今年7月,阮定东的爷爷的名字阮家田,作为新增遇难者名录中的一个,被刻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黑色石壁中,阮定东一家人有了祭奠亲人的地方。

一边揉着自己的脑袋,一边囔囔抱怨找不到纪念馆出口,今年83岁的刘素珍本想去纪念馆工作人员那里咨询医药费报销事宜,不曾想迷了路,还一头撞在玻璃门上。

“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现在来都有些气喘了。”她感叹着。

老人今天四点半起床,独自一人,拎着布袋,提着小板凳,转了一趟公交车,赶到纪念馆参加集会活动。“两个小女儿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淮安,不麻烦她们了。”

小板凳也没派上用场。“(集会上的幸存者们)第一排坐轮椅,我在后面,他们都站着,我也不好意思(坐)。”

说起晚年生活,老人乐呵呵的,笑起来满脸皱褶,露出仅剩的几颗牙齿。“看病时,我和医生护士有说有笑,她们都喜欢我,都说我好,我心态好。”

老人说,自己独居,平时社区居委会经常打电话来问候,她也经常出门和楼下的同伴们晒太阳、聊天。

“现在的生活和过去已经不能比,过去太苦了,现在太好了”,但她又伸手去抠眼窝中的泪水。

没说多久,老人起身,提着小板凳,佝偻着腰走出门去赶公交车,并婉拒记者护送的请求:“没事的,我能行。”(完)

 
[责任编辑:史辉] 标签:幸存者 南京保卫战 哭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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