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庆幸曾为祖国上过战场 没有枉当兵一场
对话
“我是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长了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
关于“防空识别区”
北青报：11月23日上午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当晚你就写了博客，称赞：好样的！中国不信鬼不怕邪。文中解释了相关的基本概念，也有局势分析。注意到在这个话题上，其实在以前你和不同观点的学者曾有过争论。
罗援：日本在1969年就设立防空识别区了，最近处离我们中国只有130公里，还扬言要在他的识别圈内打警告弹，果真如此，那将对我们的飞行器、飞行员都构成了危害。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亮明我们的底线呢？你日本人可以设防空识别区，我为什么不可以设？此前，我们多名军方学者，包括我个人在内，也多次呼吁要设立防空识别区。我觉得设立防空识别区这本身是一个自卫的表现，把底线清晰化了，实际上是多了一个缓冲区，多了一个减震器。
不赞成的人，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军方学者挑衅日本人，刺激日本人。我就讲，日本右翼分子就是景阳冈的老虎，你斗它它吃人，你不斗它它也吃人。没有钓鱼岛问题，他还会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我们说一些强硬的观点，或者不说强硬的观点，对他来讲都无所谓，他铁了心要按照既定的这条路走下去。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面，我们军方学者提出过很多建议。
作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我5年内一共提交了25个提案，我算了一下，大概已有三分之一被采纳了。比如，要在南海设立特别行政区——现在我们设了三沙市；提出要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我们现在设立了国家海警局；提出要尽快在钓鱼岛设立领海基线，这个也落实了；还有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东海要有我们自己的防空识别区等，这些都逐渐变成了现实。
当然，这些建议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许多专家学者和智库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关于“鹰派”
北青报：另一个批评的观点就是，“鹰派”或说“强硬派”仍然持“冷战思维”。你怎么看？
罗援：如果说我们是鹰派，我们是理性的鹰派，比如刚才说到的，我曾经提交过的这几大提案，有哪一个是非理性的？
理性和非理性，或者说，强硬派和——叫什么呢——有人称之为“愤青”之间，区别在什么地方？
所谓的愤青基本是愤世嫉俗，发泄一些牢骚、不满，情绪化成分较重，当然成为愤青自然有各个方面的促成因素，也不能一味指责，这个不必详谈。但是理性的人，就要提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而且不是不能实现的空谈。我在提所有的建议之前，都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要看国外的、国内的相关的法律，要跟民众进行调查研究，要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这样才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不是一时兴起的应景之作。
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位卑未敢忘忧国；“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武装的“武”，就是止戈为武……这些都是中华文化思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战略思维。我讲了很多话，你说我哪句话是主动要煽动战争的？没有，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和平。有些人不是说我是“鹰派”吗？我说我是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长了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你是军人，你的职责就是要准备好打仗，否则各国都要保留军队干什么？如果总怕人家说“中国军事威胁论”就不敢谈军人练兵习武了，那么，解放军也不要叫“解放军”了，还不如改叫和平基金会得了。这怎么就是冷战思维？
而且，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某些国家还延续着冷战思维，一直把我们当做一个潜在对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去做一个东郭先生，行吗？我觉得这不行，你也必须做好最坏情况的准备，所以我一直都说：敢战方能言和，有备才能无患。这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辩证法。
但是有些人他连这个也不认可，就认为你军队就不要再说打仗的事了，再说备战就是冷战思维。还有的人是泛和平主义思想，太平盛世，什么问题全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再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甚至可以“以土地换和平”。有些人认为，马列主义的战争观已经过时，战争再也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了，你只要提打仗就是好战。我希望抱有这些思想的人，再重温一下二战史，从中会有所警悟。
关于“红二代”
北青报：“红二代”也是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说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深受父辈的影响，而且具有天然的使命感。这个也是人们注意到的你的一个特点。你曾说过在性格等方面受父亲影响很深。从你的父亲履历来看，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时间似乎还算是比较短的，这是不是让你得以在军队里发展得一直比较顺利？
罗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红二代”的，如果说真有“红二代”的话，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泛红二代”，凡是拥护红色政权的人的后代，都是“红二代”，包括王进喜、时传祥这样老劳模的后代。
至于我的经历，你可能有一种误解，其实我父亲在“文革”中一直是受冲击的，但他因为从事的工作比较特殊，所以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他在业务上的领导地位基本没中断，但在运动中还是受冲击的，运动初期就被打为“黑孔(原调查部部长孔原)集团黑干将”遭关押，后来又被康生打为“反革命集团”。四五运动的时候，我大哥大嫂都被抓进去了，我父亲身心受到重创，腹水8公斤，在北京医院报了病危。
一般一提起我父亲罗青长，大家都知道他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或者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并不知道他的实际身份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后来当了中央调查部的部长。父亲16岁参加红军，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到达陕北之后进入枣园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随后进入中央社会部，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情报工作这个岗位。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工作不能中断，周总理一直在保护他。
我自己，则是有幸遇到了多位恩人。父亲在“文革”时受冲击，因此我当不了兵，还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刘忠将军冒着政治风险把我送到了云南。但不能暴露身份，我就当了半年不穿军装的生产兵，在生产点放牛。我遇到的第二个恩人就是我们的老军长董占林，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就觉得这个兵还不错，把我调到军机关，当作战参谋。在部队里我比较好学，也经常给一些军事杂志写东西，遇到了第三个恩人，就是《军事学术》的编辑张晶，我们互相原本不认识，因投稿打交道多了，在军事科学院扩大的时候，他就推荐我调到了军科，这是1977年底的事，正式调动是1978年1月，而且同时调入军事院校的不光我一个，还有我的作训处长李凡等5人，网上有人说我是1978年底，在越战前夕调动的，完全是造谣。
在军科，我先是到了军史部，搞军史，特别是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后来又到了战略部，再后来又调到外军部，研究世界军事。在此期间，我得到李际均副院长的谆谆教诲，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这就是我简要的军旅生涯，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我庆幸的是我为祖国上过战场，没有枉当兵一场，更庆幸的是遇到这么多好领导、好战友一路陪我走来。(记者谭璐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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