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自曝罗曼史：我在上海男朋友可多了(图)
逸闻趣事，胡诌一气
当讲起自己的名字时，江青说：“我第一个名字叫李云鹤。鹤是一种轻盈美丽的鸟，两条腿很美。我小的时候，两条腿也是细长细长的，所以我父亲给我起名叫云鹤，鹤立鸡群嘛。我的名字和我以后的情况完全一样，我确实出众嘛。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天上有彩云，仙鹤在空中轻盈地飞翔，多么美丽，多么富有诗意。”
“我到上海以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看我长得很美，很喜欢我，非要给我起个名字。当然啰，给一个电影明星起名字也是他的骄傲。他给我起名叫蓝平。后来，有人写电影海报时，把蓝平的‘平’写成苹果的‘苹’，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是蛮不错的。蓝色的苹果，与众不同，有新意。平常的‘平’没有特点，没有特殊的意义。以后在电影字幕上和我自己写文章署名，都是用‘蓝苹’这两个字。”
“我现在的名字可不得了啦，国内外都知道。你知道吗，江青这个名字是我到延安时自己起的。大海浩瀚，江水滚滚东流去，多么有气魄。江水是蓝色的，清清的江水，多么迷人，多么有诗意。我最喜欢蓝色的旗袍，线条是很美的。从政治上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嘛。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江青继续得意扬扬地向维特克夫人夸耀她的名字：“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李进。你读过毛主席的一首很著名的诗词吗？我给你背一背：‘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首诗词是毛主席赠给李进的，李进就是我。”
当讲到自己的家庭时，她说：“我的父亲是个木匠，是做大车轱辘的，虽然赚了一些钱，但生活还是很苦很苦的。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没有吃过好吃的。学校离我们家较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在学校只能吃一两个烧饼，喝一瓶蒸馏水。我的父亲脾气很坏，是一个骂人艺术家、打人专家。他原来有一个老婆，因为不会生孩子，又娶了我的亲母亲。他几乎每天都打骂我母亲，有时把我母亲打得跪在地上求饶，还是不停地打。有时我母亲怕挨打就偷偷地钻进柴火堆里躲起来。有一年元宵节，我父亲把我母亲的一只小手指打断了。母亲实在受不了那种折磨，趁着漆黑漆黑的夜晚，就领着我走夜路回到我外婆家。父亲找到我们以后，母亲又遭一顿毒打。自从那以后，我特别怕走夜路。唉，我现在想起我父亲打骂母亲时的凶相还不寒而栗呢。”说到这里，江青两只胳膊抱在胸前，说：“那种情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江青顿了顿，用手理了理额头的一缕发丝，继续讲她的经历：“我的原籍是山东省诸城县，1914年出生。哪一天出生我不说，保密，因为说出去，怕大家给我祝寿。1929年，我们村里有一个地主看我有出息，主动出钱把我送到青岛艺术学校学习。之后，他还经常给我捎钱去。学校免费，上学条件比较优越。后来，应一个朋友的邀请，我到了上海搞艺术工作。在那里，我演过《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我演了这几出戏以后，一举成名，走红啦。1937年，我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我是挺着胸、昂着头进延安城的。”
说到这里，江青停顿了一下，闭了一会儿眼睛，继续说：“在上海，一个电影明星，物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心情郁闷得很呀！到了延安，一看到红旗就激动得潸然泪下呀！”
江青揉了揉眼睛，又指了指维特克夫人，说：“你没有我那种经历，是体会不到我那时的心情的。哎呀，还有一点我没有讲到，请允许我补充一下：30年代，我在上海，虽然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还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主要是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最主要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候，鲁迅是革命文艺的旗手，了不起呀！鲁迅对我是很欣赏的，不仅对我演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个人，都是很欣赏的。鲁迅说这是个真正的革命的女性……周扬、夏衍、田汉他们围攻鲁迅，也围攻我。鲁迅逝世的时候，我们文艺界为了纪念他，集会游行，我走在最前面，表达了沉痛的心情。”
接着，江青喋喋不休地讲她的姿色：“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疯狂地追逐我。有一次很有趣，是你们美国人，一个水兵，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在外滩上，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拦住我的去路，向我敬了一个滑稽的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那家伙嬉皮笑脸，走近我，双手伸过来了，想占我的便宜。我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的，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了一声对不起，走开了。你别看我现在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富于感情了。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的，背点给你听听。”
江青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就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一个上海小调：“我呀，小妹妹哩，舍呀舍不得……咿呀呵嗬唉……哈哈……”
在广州，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第一天，就给我们下了命令：“我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非常重要，你们每天都要坐那里认真听，认真学习，好好受教育。”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意听她胡诌乱侃，人虽坐在那里，但没有听进去多少。
我坐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平时高傲、冷漠的江青，现在为了讨好一个年仅34岁的外国妇女，竟然不知羞耻地谈起她的罗曼史，哼粗俗小调，真是大杀风景。我们在场的人都感到无地自容。
江青为了使维特克夫人看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她树碑立传，能早日扬名于全世界，陪同维特克夫人吃山珍海味，一起游览公园，乘火车专列到石湾参观陶器工艺品厂，赠送象牙裁纸刀、特制书签、檀香扇等工艺品，赠送线装《古诗源》、《二十四史》等书籍。她还每天用新鲜的茉莉花、白玉兰做成花环，戴在维特克夫人的脖子和手腕上。我怎么也想不到，平时威风八面、神气十足的江青，竟在一个晚辈面前低三下四起来，真是有辱国家尊严啊！
江青生怕维特克夫人对她印象不深，写书材料不足，一再劝说维特克夫人推迟回国。她对外交部的同志说：“维特克夫人的机票一定要改期，有什么损失完全由我方负担。如果误了她讲课，损失也由我方负担。”
当外交部的同志向江青婉转陈述说“维特克夫人推迟回国不好”时，江青竟然下达了命令：“把维特克夫人的回国日期推迟几天，立即给我去办！”外交部的同志无奈，只好请维特克夫人推迟行期。
就这样，从8月25日至8月31日，前后共谈了7天，每天谈一次，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达八九个小时，共谈了60多个小时。
在为维特克夫人送行时，江青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就忙着组织人整理她与维特克夫人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稿。这可把整理稿件的工作人员忙坏了，送了一稿又一稿，她均不满意。不满意就改，改了一次又一次。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江青的谈话整理成文。
领袖干涉，立即刹车
文稿送给周总理以后，周总理对此非常慎重，于1972年底召集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和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周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记录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第二天，张颖等有关人员把所有的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文稿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会后，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我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我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
周总理表扬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我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
维特克夫人虽然未能得到江青跟她谈话的记录稿和录音带，但在回国以后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开始写江青传记，题目是《江青同志》。这本书出版后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3.5万册，以后又不断重印。
1974年5月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
5月10日，周总理叫秘书赵茂峰给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我打电话，询问江青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录音放在何处，我告诉他放在10号楼秘书保密室的西南角。赵茂峰还说：周总理问你们在那里习惯不习惯，请你们注意身体。后来我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看到美国的报道以后，正在调查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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