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禹城“空心村”调查：常住人口不到户籍一半
原标题：山东禹城牌子村调查：常住人口不到户籍一半(图)
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8%提高到52.7%，达到这一水平，英国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
■ 年轻人进城打工村子污染加剧自我调节能力越来越弱
■ 被作为“空心村” 典型向总理讲解当地探索就地城镇化可能拟在农村周边招商建厂消化劳动力
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8%提高到52.7%，达到这一水平，英国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但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据称非农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另一方面，10年时间里，中国的自然村消失了90余万个，每天有80到100个村落消亡。
▲ 牌子村最常见的生态，老人、孩子和无人住年久失修的房子。
8月30日，一幅名为“山东禹城市伦镇牌子村土地利用高分遥感调绘图”的图片被中科院研究员刘彦随当场送给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天，李克强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他们座谈。
德州市禹城伦镇牌子村，位于济南西北部50公里之外。这个盐碱地上生长出来的村落被作为空心村的典型，向总理现场讲解。
调绘图上，不同色块清晰标识出无人居住的空置宅基地、坍塌的房屋、被污染的沟渠和被破坏的土地，就像一块块伤疤触目惊心。
研究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8%提高到52.7%，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达到这一水平，英国前后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中国城市的人口以平均每年超过1500万人的速度在递增，亿万农民或踏着或紧随着或被裹进城镇化的浪潮，进了城。
这无疑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最汹涌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高位的城镇化率之外，还有这么两组数据值得关注，一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最近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第二组数据来自国务院参事冯骥才，他援引官方统计说，在十年时间里，中国的自然村消失了90余万个，每天有80到100个村落消亡。
在此前接受早报专访时，刘彦随总结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过快，存在虚高。他说，高速城镇化带来了“乡村病”。 中国该走怎样的城镇化路径，这是仍在被激烈讨论的命题。此次，我们要去追溯一个小村庄三十年的城镇化过程，看看传统的乡土社会被城镇化的高速列车怎样地烙下了印迹，它们现在还好吗？
我们到牌子村找答案。
村一代：回乡、种地
30多年前，老父亲用三间土坯房、为儿子迎娶的姑娘将许廷金从军营召唤回来。
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55岁的牌子村村民许廷金独自坐在家里看电视、练字，然后给老伴做饭；他的两女一儿都在外地，初中毕业的他算是村里老一辈的文化人。许廷金并没有像村里其他老人那样含饴弄孙，在济南打工的儿子虎子选择把幼子带在身边，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媳妇需要全职在家照顾。
据说村里很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大家更愿意孩子从小像城市的小朋友那样长大。
今年中秋，许廷金和老伴宋云婷只等回了在济南务工的小女儿——带回大女儿的5000元钱和儿子买的礼物踏进家门，住了一天匆匆返城。
与30多年前，老父亲用三间土坯房、为他迎娶的姑娘将许廷金从军营召唤回来不同，如今这座村庄显然已经失去让他儿子回来的魔力。
许廷金生活的这个村庄，距离省会济南54余公里，308国道挨着村边，京沪、济邯铁路、青银高速穿过村庄所在的禹城市。这里是典型的黄淮海平原地区，仰赖着交通通达，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北上京城或东去青岛，最近的也到济南，外出务工的村民一个个传帮带，干装修的最多。
禹城是历史上有名的盐碱地，生态环境严重退化，一边受旱涝双重灾，一边遭盐碱、风沙危害，农业生产水平很低。
63岁的村民杨冬冬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土地不长庄稼，一开春地里白花花地出碱。
1979年，中科院地理所正式创建禹城试验站，对此处农田做改良研究，在其后的几十年间，这块盐碱地奇迹般地被改造成了华北平原的粮食主产区。
1979年，许廷金还是成都军区的一名野战兵，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后他被领导分配去学开摩托车，彼时，这个工作被认为是即将被提干的前奏。他是带着吃上商品粮的梦想入伍的。此前，他的青少年时期在扛着锄头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中度过。
那是人民公社时代，宋云婷回忆，那时男劳力一天赚10个工分，妇女劳力一天8个工分，天天去了就是拿着农具干活，多得是磨洋工的。
贫瘠的盐碱地上产不出财富的种子，一亩产麦子只有200多斤，“每年都短粮食，不够吃，就到自留地里借一借。”食堂一到中午就熬一大锅稀粥，干活人就喝这个。
家家户户吃粗粮，咽下红高粱磨的面，“烧心”，嗓子跟着了火一样。在许廷金的记忆中，村子里除了饿得浮肿的，人人都是面黄肌瘦的。
初中毕业以后，许廷金如愿入伍，带着脱离农民身份的愿望，文笔不错的他颇得上级赏识，在错失最后一次政策提干机会后，上级将他安排去学摩托车，那是军中摩托车还算稀罕的时候。
不过，老父亲的一纸电报中断了他的计划和梦想。
1982年，中央出台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承包责任田”的烽火席卷了全国。
牌子村所在的伦镇镇长周蕾告诉记者，牌子村历史上出了几个大地主，因此人少地多，户籍人口600多人，耕地却有2000多亩。
许廷金家被分到了十几亩的责任田，彼时，他的弟弟正在读中专，姐姐在外读师专，妹妹尚且年幼，在使用牛、石磨、镰刀这些原始工具耕种的日子里，他是唯一的壮年劳动力。
1070元钱的转业费被老父亲买了牛，盖起了三间土坯房，按农村的习俗，这是娶妻的最低配备。
同村勤劳的姑娘宋云婷成了许家的媳妇。许廷金脱下军装戴上了草帽，当然会有遗憾，不过在情感上，乡土社会于他仍有原始的吸引力。
老许的记忆中，村南头的小沟里的水清澈得很，田野上的天空也是湛蓝的。村里人丁兴旺，最多时有七八百人，刚包产到户时，家家户户铆足了劲干活，天天比干活起得早，回来得晚。
村里人很快填饱了肚。“1982年以后开始不愁吃，1984年后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馋了买只扒鸡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许廷金已经记不太清联合收割机和除草剂是哪一年走进村子的，只记得从前，全家人下地用手拔草，用镰刀收割，一捆捆麦子打捆扎好，让牛拖着石磨把麦子脱粒。但渐渐的，15亩地只需要老两口照顾了，撒下种子后，定期撒上除草剂，收割时再雇用联合收割机就行了。
农业机械化让中国农村每年释放出上千万的富余劳动力，随后逐渐松绑的城乡人口流动政策又为这场浩大的人口迁移提供了制度可能。
村二代：进城、务工
尽管初期在外打工的生活并不轻松，但29岁的宋立强坚持不回农村务农，认为城市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继1984年城市开始实施暂住证制度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国家政策细化了流动人口进城务工经商和房屋居住的管理。
城镇化浪潮冲击着小村庄，谁都不是局外人。相比于许廷金这一辈人，第二代人以更急促而决绝的步伐离开农村。
在曾经的女劳动能手宋云婷看来，年轻人干农活“不肯下力”。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她的大女儿少年时牵牛去吃草，把牛拴在桩上回头就干自己的事情，“牛生生地把草根都嚼秃了。”
宋的两个女儿均以考学的方式与农村作别。而她的儿子，一位不太热衷读书的年轻人，早在16岁时，就选择中断学业，搭上火车到胶东闯世界。
尽管初期在外打工的生活并不轻松，但29岁的宋立强坚持不回农村务农，认为城市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如今在济南的一家摩托车店工作，做维修和售后。
许廷金的老院子挨着村委会，从他家一路向东，方圆十几里地四处可见坍塌的房屋，墙内墙外长满齐腰高的杂草，村支书宋加明告诉记者，这十几里地住的人不会超过十个。
有的院子大门紧闭，透过门缝看里面已经是荒草丛生。“这家是早年举家闯关东去了东北，老宅子还给他保留；那家是夫妻在国道旁边开店早就在城里买了房；还有那家以前是五保户，老人死了之后房子也给废了。”
宋加明说，牌子村的户籍人口有655人，但常住人口只有不到300人，空置的房屋达到40%。
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午后，如果在牌子村里兜几个圈，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面孔，村里的老人在午睡，偶尔见妇女领着小孩在学步，村头的两个光棍蹲在门口冲走过的人打哈哈。
留守家庭占牌子村的一半以上。宋加明说，通常的组合是，家中的男人外出打工，妇女在家干农活，老人负责照看小孩。
40岁的路嫂就是这样的留守妇女。她以每年1300元的价格把家里的地承包给了种植大户种芹菜，平时给蔬菜基地打工，一天50元，闲时她还会去附近的冷库干宰杀鸡鸭的零工。路嫂的丈夫在外打工，她希望能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不过对于30岁以下的年轻人，显然没有这类家庭的负担。他们去济南、北京或更远的地方务工、恋爱、生子，并希望在那里获得城市身份。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90后”农民工群体仅有3.8%愿意回乡务农，75%的人“选择经商、开办工厂或去企业工作”。
虎子拒绝了父亲许廷金介绍的几个农村姑娘，他在济南找了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子，父亲为他新盖的五间瓦房没能留住他，如今那个院落一半空间被宋云婷种上了棉花、蔬菜和果树。
和虎子一样，19岁技校毕业后，宋立强在广州打工4年，做摩托车的技术研发；此后他回到济南，做摩托车的维修和售后。在这个小村庄里，宋立强算是在外干得不错的。
他在父母的老宅边比邻盖起婚房，占地200多平方米，多年前兴建和装修的费用就花了20多万元，屋子里新式的家具一应俱全，在农村算是“高配”。看得出来，主人回家的次数实在有限，所有的家具都被盖上一层薄膜，防止落灰。
宋娶了另一个村庄的女孩，他们在济南定居，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不过是小产权房。”宋说，因为面积不到落不了户。
他们的女儿刚两岁半，宋立强希望能让她在城市长大，不过户籍是个问题，“或许大点还得回老家读书高考，只能边走边看了。”宋叹了一口气。
在中科院研究员刘彦随看来，像宋立强这样“离村进城”的数亿农民工，大多处于“城乡双漂”，进城回乡都是客，难以安居乐业，正成为社会稳定与安全的焦点。
“边走边看”是这个群体的普遍心态，他们寄望于今后可能放宽的落户政策，当然，为了可能的退路，宋立强保留了村中的住所和责任田。
但这也让刘彦随等一批学者担忧，“人走地不动”、“建新不拆旧”可能导致巨大的耕地和宅基地浪费。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撂荒的良田在5000多万亩，如果算上过去一年两季粮食改种一季的半撂荒耕地，这个数字更大。这显然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矛盾。
据统计，机械化耕种已经在中国一半的土地上实现。在有条件的地区，政府鼓励土地流转，搞家庭农场，不过土地整合目前还是个问题。
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社科院研究员李国祥此前在受访时称，只有13%~15%的农民愿意整合土地，“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们出让了土地，再回到农村就没了立身之本。所以，他们宁可让土地荒置、自己进城务工，也不敢出让土地。”
在牌子村做家庭农场的赵明也遇到了这个难题，他目前承包的200亩地，都是托村中有威望的人一家家去做的工作，最后签下的却还只是次一等的地。为此，赵明只能选种对土地肥力要求不是太高的芹菜。
“村民不愿意把好地包出去，害怕把他的地给种坏了。”也有的人担心，地包出去后钱可能收不回来。
村三代：留守，消失的村
父母留给一些留守儿童的印象是模糊的。3岁半的康彤彤，父母都在北京做装修工。她至今没有去过北京，也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
11岁的孟会添的梦想是当司机，因为“赚钱多”。
他的父母分别是太阳能安装工和宾馆服务员，作为独子的他与中风后失语的爷爷孟范如和63岁的奶奶杨冬冬共同生活在牌子村。
五六年前村小学被撤并，孟会添需要到距离村子8里地的中心校上学，校车没有开通，为此，上下学杨冬冬需要每天骑电动车来回接送6趟。
最近两年，小村庄频发幼儿夭折的噩梦，有个叫佳佳的孩子玩水被淹死，还有两个孩子上学途中掉到鱼塘里溺亡。
杨冬冬觉得责任很大，她把家中的15亩地全部都承包出去，专门照看孙子。“看孩子不是好干的差事，不敢打也不敢骂，也不敢让他乱跑。”
可是，最多也就是能“看住孩子”，“要辅导功课俺就没办法了。”有时候，孟会添拿着作业满村跑找不到一个会的人；经常是杨冬冬上个厕所回来，小孟说已经做完作业，“到底做完还是没做完啊，那就不知道了。”
“学习苦，作业多。”小孟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书本上，说这话时，他在看谐星小沈阳主演的抗日剧，“想上大学吗？”“不想。”他说“希望可以不用上学，没老师管”。
偶尔父母会接他进城小住，不过小孩子好像并不领情，“城里不认识人。”据杨冬冬转述，孩子想念爸妈了，就打个电话问，“你啥时候来看我。”对话那头说“没空咧”。“那算了”。
像孟会添这样的留守儿童，父母留给他们的印象是模糊的。3岁半的康彤彤，父母都在北京做装修工。她至今没有去过北京，也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
不过电视和网络还是为他们制造出美好的外部世界想象，他们似乎并不眷恋农村的生活。
记者问小孟“想跟爷爷奶奶一样在农村吗？”摇摇头。“那想做爸爸妈妈的工作的吗？”仍是摇摇头。
他说，理想是当司机。乡土社会中，跑世界的司机是见世面又赚钱多的体面职业。
而同样的，当年令许廷金们留恋的农村也已经不复存在了。农村的土地、人力、资金在流向城市，涌向农村的却多是日益加剧的各类污染排放物，农村自我调节的能力越来越弱。
记者采访中看到了一条小河沟，绵延十几里地布满了绿色的浮状物，用棍子拨开，下面是乌黑的水。
近十年，村子周边开起了各种工厂，村民们称上游的一家宰杀鸡鸭的冷库厂，直接把污染物排放在水沟。
杨冬冬叹了口气，眼睁睁看着它变黑了。现在村民舀水调化肥都不敢用这里的水，怕减效。
污水下渗影响饮用水源的忧虑在村民中蔓延，村里流传这样的说法，两个因患食管癌和肺癌死亡的村民听说病因与这黑水有关。
杨冬冬说，只有等每年黄河来水的时候，才能把这黑水冲一冲。
而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更冲击着乡土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秩序和传统民俗。
由于夫妻一方长期在外打工，牌子村近年40岁以下年轻夫妇离婚随手一数就有四五对。为什么离婚？许廷金想了想，“估计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吧。” 伦镇镇长周蕾比画着告诉记者，牌子村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因为地少，年轻人都去外地务工了，以至于村子老人去世，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村里人就站在路边等，喊外村的人过来帮忙。”
“就地城镇化”
禹城的官员称，当地近期在主推一个名叫“两区建设”的工程，意在在农村周边招商引资就地消化劳动力。
前些年人口往少数大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急速集中，引发一系列的城市病，诸如城市的交通拥堵、治安秩序变差、恶性膨胀引发的征地冲突等，这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
不止于此，在刘彦随的研究中，高速城镇化的后果之一还包括“乡村病”：新“三农群体”难以安居乐业；“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难以支撑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空心村问题日益突出；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
在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中，相比于五成以上的城镇化比例，不到三成的户籍城镇化比例显得有些残酷。这意味着上亿人口游离于城乡之间，大量的人长期居住在城市，购房、就业却始终在扮演城市边缘人角色。
这亦引起研究者们对于“城镇化路径”的新一轮讨论和反思：城市是否做好准备，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接纳这样大的进城群体？是不是需要这样多的人进城？在乡村文明和城镇化中间如何取舍？许多地方在探索“就地城镇化”的可能。
禹城的官员告诉记者，德州近期在主推一个名叫“两区建设”的工程，两区分指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产业园区。“以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为基点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农村产业园区建设为载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
不难理解，官方意在在农村周边招商引资就地消化劳动力；另一方面让农民集约化居住，通过土地整理、流转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
2010年在伦镇建起的向阳坡有机蔬菜基地被作为德州农村产业园区建设的典型项目。据当地官方称，该蔬菜基地占地1200亩，是山东省第二大有机蔬菜基地。
在放弃了内蒙古开挖土机的工作后，29岁的牌子村村民张勇现在在这个基地搞运输。他告诉记者，一个月能赚3000多元。过去在内蒙古工作，一个月虽然能赚5000多元，但一年只能回来两三次，在外消费也高。
现在他和妻子都在家工作，照顾8岁的儿子上学，妻子也在蔬菜基地打工，一天能赚70元钱，加上家中12亩的麦田都种上了麦子。张勇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而作为另一个族群代表，38岁的赵明是一个由城返乡的创业范本。他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上海的某专科院校精细化工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回禹城化工厂。企业近年发展不景气，赵明瞅准家庭农场的商机，包下牌子村的200亩地种芹菜和麦子，“也是示范田的意思，推广我代理的化肥，地里长得好买化肥的人自然就多了。”
相比于他那些在大企业工作的同学，赵明觉得自得其乐。“用学的专业返回农村，也算各得其所吧。”
“要避免农民被上楼”
有知情人称，附近已经建成的农村社区有的仅通了水电，煤气、暖气这些基础设施都没有，这样让农民上楼，是不是操之过急？
不过目前像张勇这样的家庭在村中并不多，就业岗位仍然有限。城市里即便是禹城，生活和就业环境也有更大的吸引力。摆在政府面前的，除了要考虑引进怎样的项目，项目如何能落地生根，还需审慎考量“农民上楼”的可行性。
周蕾告诉记者，根据德州市政府下发的宅基地补偿标准，每亩宅基地将补给村民10万元。“这个标准是远远不够置换楼房的，如果要住上等面积的新房，每户人家基本要自己贴补一半的钱款。”
在周蕾的测算中，每亩宅基地20万-25万元的补偿标准才差不多能保证村民不贴钱住新房。
采访中，村民们同样表达了对补偿款过低的担忧。这显然是“上楼”的焦点问题，事实上，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认为改善居住条件是个不赖的选择，但几万元的购房款却是较大的经济负担。
而因无力支付等面积房屋款，如果一定要“上楼”，许多分了家的父母子女或许要面临合住的新情况，“蒸熟的馒头还入得了笼吗”会不会引发新的家庭矛盾？
在此之外，老人爬楼可能不方便，农具如何摆放，晒谷场怎么办，距离农田太远会不会下地不便？有的人家搞些小规模的鸡鸭、羊养殖，搬了楼房咋整？都是受访农民担心的问题。 许廷金是等面积置换的拥护者，他甚至自己设计了一套“上楼”方案：楼房下应设有停车和存放谷粮和农具的库房，楼前阳光能晒到的地方全部硬化，解决老百姓的晒粮问题。楼房以低楼层为主，优先安排老人住底层……
“农村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情况，要做通每个人的工作太难。”当地官员坦言，要集中连片开发，并不是一件易事。
采访中，有知情人告诉记者，附近已经建成的农村社区有的仅通了水电，煤气、暖气这些基础设施都没有，这样让农民上楼，是不是操之过急？而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拒绝“上楼”的村户被断水断电，甚至有强制贷款让村民购房的行为。
这也正是许多研究者担心的问题，“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提防“一刀切”。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曾对媒体表示，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引导农民向城镇、中心村适度集中是一种探索，但“要避免出现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论及“空心村”时特别提到，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前提是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安全、使城镇化成果惠及农民。
在研究者看来，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获益，将土地的收益权返还农民或许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而城镇化目的显然并不是消灭乡村。
“中国永远会有乡村，中国农民更适合在城镇里。这就是我们叫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的原因。”
刘彦随认为，“乡村病”还需要由新型城镇化来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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